�。▽ёx）本文來自“致敬1984”系列活動。王石在演講中談到了他和萬科的三十年，萬科在大的歷史背景下所走過得路和自己的經驗體會。最后，他談到了野心。他說，“中國這個特殊的國情下，你怎么在這個環境中往前推進？為了你個人的抱負，為了你企業的發展，為了這個社會的進步，我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是什么呢？我的野心是把萬科辦成像二戰之后日本產生的一些企業，不僅僅提供產品、服務，使他們有很好的品牌、收入，還帶來社會的進步，對生活方式起著積極正面的引導作用……”，其實，這也是很多和他同時代的企業家共同的心聲。

 

 

　　周其仁教授在隨后的點評中對萬科走過的路做了一個很高的評價：“萬科的故事對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價值。”先不要去探究是否夸大其辭，但是萬科所走過得路，所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你說呢？

來源：萬科周刊

 

口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正和島島鄰）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王石（正和島島鄰）

 

 

王石：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我講個故事，你們想聽私人故事還是公司故事？（全場笑）

 

　　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79年，當時在深圳有名的一個搞工程的公司，當時國內出口到香港的物資要在深圳停一下，要過關。停的過程中，活的家禽、活的牛羊要搞檢疫，我們搞工程搞檢疫消毒的設備。到這里來有非常大的反差：一是檢疫這些動物，很多到這兒就死了，死了就扔下來，臭氣烘烘，又有蒼蠅，條件非常惡劣；同時你晚上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電視，看到香港的燈紅酒綠，和我們完全不同的生活。

 

　　你說你向不向往呢？你說不向往，那說的不是真話，但是你說向往還不容易，因為隔著一個深圳河，你表示向往，就是看它的電視都屬于違法的。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在工棚上裝了電視，當然你可以收看到廣東電視臺的電視，但是大家都想看香港的電視，還有一個專門管調電視機的頻道的，上面頭頭來了，趕快就轉到廣東電視臺，看的是非常乏味，最后走了又調回來。當時就是這個狀態，現在你們這些80后、90后是不大理解那個時代的狀態的，就是那種意識形態的管制，還有物質生活的貧乏。我們工棚上可以這樣說，每天早上起來，會發現怎么少了一個人？這個人過去了。這是當時的情況。

 

　　在深圳結識了當地一座漁村的村長，當時叫大隊長。當時還不是雙休日，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在他家里可以看香港電視，不用忌諱了，在那兒看電視一直看到早上香港電視臺雪花，停臺，第二天白天繼續看，直到晚上。盡管如此，我們從來沒想到偷渡過去。我記得是1980年、1981年，回廣州已經兩年了，有一天在深圳認識的房東跑去看我，這之前他也來看我，帶著魚、蝦等海鮮產品，這回帶了一箱加州橙，更讓我感到驚訝的，就是這個大隊長的太太燙了一個香港的卷發，一下讓我愣了。他說現在深圳建特區了。這個漁民家的變化對我刺激太大了，你說香港人怎么怎么樣，反正我沒感覺，但是在這個漁村勞動的，他們給我送的禮物不是蝦，是加州橙，繼而我對深圳產生回去的渴望。1983年毅然辭職到深圳。

 

　　到深圳之前，我曾經當過兵，上過大學，最后又當過技術員，在政府里面當過公務員，再就是在鐵路上當技術員、工程師，這是我到深圳之前的經歷，那時候32歲。雖然做了那么多事情，總覺得自己想發揮自己的長處，自己有一番抱負，有一番作為，總是感覺這個社會很壓抑，當然別人感覺不到，別人會感到我是幸運。比如說人家下鄉去了，我當兵去了，文化大革命當中去當兵是很榮幸的，而去下鄉那是很不情愿的，當兵回來又上學去了，回來又到了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州工作，我是很幸運的，但是我自己始終很壓抑。這樣就感覺到深圳可能給我的人生夢帶來一個可能的機會，就這樣到了深圳。但你說是不是為了錢呢？當然，我向往物質豐富的生活，我向往香港的那種帶著各種電器回來探親，甚至用衛生紙擦汗，這是很正常的，那個時候我們覺得是另外一種生活，這是電影里面才看到的。我當時想過那樣的生活，但是就我的追求來講，更主要的還是要能夠在社會上做出貢獻，大丈夫志在四方，發揮自己的長處去做，我的印象比較清楚的，是《魯賓遜漂流記》、《遠山的呼喚》這些東西，是野性的東西。就這樣到了深圳。

 

　　應該說當時沒有什么特別追求，在深圳創業，很快就賺到了第一桶金，就開始創辦企業。實際上事后回想，你只要敢去，深圳那個地方你只要敢去，賺錢容易，賺很多錢也不是很難，你只要敢去。但是不是你敢去就一直賺錢呢？不一定，所以敢去，賺到錢容易。我們當時在國內來講，改革全部都是國營企業，一種是國營，一種是集體。我們到那里創業，我成立的公司也是國家的，成立公司第一年，我記得很清楚，賺了300萬，第二年之后，改制承包，比如給你基數200萬，200萬上交，100萬就是你的，如果你再賺的多，有個比例，反正你賺的越多分的越多。當時我們公司搞承包是求之不得，就是爭取承包，我不以為然，我就是證明我的能力，我能賺錢，你們看到我的價值我很高興。

 

　　1984年創辦企業，到1986年遇到危機，當時主要是進口，進口你得有外匯，你出口外匯怎么來呢？是外部調劑，我調劑了多少呢？調劑了2000萬資金，在當時深圳調劑了2000萬資金，進口、外匯，進口賣人民幣賺錢，花到我賬上還剩800萬美金的時候，總公司老總就說，要把我調走，因為他要投資銀行，如果我同意就把我升成特發公司副總，我當時和特發什么關系呢？特發貿易公司，下面有新一代公司，新一代公司還有股份公司，我和它是四級關系，也就是說你只要同意調走，就跳到總公司。我說我要是不同意呢？老總就說了，你不同意也把你調走。反正我就回答不同意，結果呢？一個禮拜之后就發了個通知書，說你到深圳市黨校處級干部培訓班學習。那次等于是已經任命了新的經理，就讓我來培訓，把他調進去。最終沒把我調走，但是對我刺激特別大，我說自己并不是為了錢，也不怕他查，我也不擔心，什么都清清楚楚。就是你的抱負，你想做一番事業，不成，非常困難。

 

　　在這個時候，1986年下了個紅頭文件說股份化改革，紅頭文件很清楚，我這兒屬于集團公司的分公司，上面還有三層，根本輪不到我。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這紅頭文件下來之后，集團公司沒有一家想動的，當時還有體改辦，也就是說紅頭文件還得執行，沒有一個集團公司執行，這時候我就找到了體改辦，我說我想改。改革之后，擺脫這種不符合經濟規律的行為方式，現在就要解決第一個問題，產權問題。產權是誰的？你怎么說調就調呢？你根本不顧我的死活，錢你說調走就調走，我簽了合同要進場的，合同怎么執行，下一步怎么辦？他們如獲至寶，可有一家企業愿意改造了。我和我的母公司說了，這時候他們想，你想股份化改造，你現在沒有股份化改造，100%歸我的，你要股份化改造了，就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了，我不同意。好了，他不同意，市政府體改辦也沒有辦法，得總公司給意見，同意改才能讓你改，萬般無奈之下，我就硬著頭皮找到了當時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到了他辦公室。

 

　　我記得很清楚，他穿著一個毛背心在練字，說，你來了。實際上那時候我脾氣很大，盡管如此，我哪敢發脾氣，耐心地陳述一遍，意思就是希望市委書記特批一下，因為紅頭文件是市委的決定，他們不響應我響應，但是集團公司阻礙。后來書記說，年輕人，你太操之過急了，我怎么好直接插手你的事呢？我管理的各部委管著下面各公司，我直接插手你，下面各部委怎么運作？我一聽，完了，市委書記半天不表態。沒辦法，那就走吧。他說你等一下，以后你有什么為難之處就找我秘書，給了電話，但是你們之間的聯絡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比如說找個茶館或者小餐館，我一聽，書記兼市長心底是非常好的，這樣下面各部委就知道，我支持你，他沒說這些話，有什么事就秘密聯絡，不要讓別人知道。改革、萬科股份化就是這么來的。

 

　　然后是談判，改革這個錢怎么算呢？做一個臺賬給國家，當時會計事務所核算凈資產是1300萬，1300萬算誰的呢？如果算我的，就不存在股改了，如果算它（母公司）的呢？那我和它談判，我的意見是一人一半，親兄弟明算賬，它說怎么可能？和國家談五五？六-四。我說我六你四，我是裝糊涂，我知道它的意思拿六，我拿四，我心里狂喜，為什么狂喜呢？我那五五只是隨便一說，他就是九一我也沒辦法，因為我首先要界定它到底是誰的，哪怕我只有10%，可以擴股，你國有股要保持�。ǚ蓊~），你必須要跟，你不跟你就得稀釋，后來這樣稀釋，一直稀釋到12%，就是這樣的過程。

 

　　顯然，談到萬科的歷史，1984年成立，1988年股改，對萬科意義非常重大，就是產權上確定了這個公司的所有人，公司才能走到今天。今天很多人問我，你這個公司的性質是什么？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境、對不同的人，我會有不同的回答。你對政府官員可以說國有控股，最大的股東是國有的；我說是公眾公司也沒錯，萬科的股東當中，80%是小股東，第二大股東占2%；按現在最時髦的說法，這個公司是什么性質？我說是混合所有制。你看我說的三個回答都沒有錯，你這個有機會主義，怎么不同的人問是不同的回答？你可以說是機會主義，也可以說是智慧，為什么？中國這個特殊的國情下，你怎么在這個環境中往前推進？為了你個人的抱負，為了你企業的發展，為了這個社會的進步，我是有野心的，我的野心是什么呢？我的野心是把萬科辦成像二戰之后日本產生的一些企業，不僅僅提供產品、服務，使他們有很好的品牌、收入，還帶來社會的進步，對生活方式起著積極正面的引導作用，比如說索尼、豐田、松下，索尼的隨身聽整個改變了人們娛樂消費的方式，我希望萬科能成為這樣的公司，這是我的野心。

 

 

周其仁點評：為何說萬科的故事對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價值

 

 

 

　　王石剛才講的雖然是一個人和一個公司的故事，某種程度也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縮影，我這里的一個背景供大家討論：中國不是先改國企的，是先改市場，先把市場放了，放出來市場再把國企推進去。這里面有個內在邏輯，一環扣一環。什么叫先放市場，一是先放入個體戶，幾千萬知青回來，一回去就業崗位在什么地方？國營企業招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逼出了大碗茶、擺個攤，開飯館，個體戶出來了，個體戶出來那就升級，然后鄉鎮企業，還有廣東深圳開始的外企，讓它們進來，這全是逼出來的。

 

　　香港當年是很大的麻煩，為什么？改革開放之前你有沒有聽說香港逃過來一個人？所以習仲勛當年主政廣東，最大的挑戰就是幾萬人逃港。

 

　　習仲勛說為什么逃港啊？怎么往資本主義跑啊？底下一個支部書記就說，為什么我們跑去的人兩年就寄錢回來蓋新房？我們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怎么體現？他想人家講的可能有道理，會后就跑去約他談，你跟我講講怎么跑過去兩年就寄錢回來？很簡單，四小龍啊，起飛啊，工業啊，缺人啊，過去打工賺錢的就多。習仲勛當年就動了一個腦子，這對后來的改革開放是影響深遠的，他對楊尚昆說我們這樣守不住啊，守土有責啊，他們往資本主義跑怎么辦��？能不能辟一個地方，把香港的工廠開到這？兩全其美，開過來以后不用跑過去了，在社會主義工作嘛。馬上匯報到北京，鄧小平支持，說找塊地方好，這塊地方叫什么啊？后來說得叫經濟特區，政治上不能特，經濟上可以特，其實最重要就是讓外資工廠過來。

 

　　這一過來很有意思，千教條萬教條，只要看了真的，人們的想法就會改變。人家把市場這套東西帶過來了，生產的產品為什么不讓在國內賣？但生產多了總要往國內賣一部分啊，王石早年有一個業務就是干這個的。

 

　　這一松綁以后，產品市場開始競爭，原來那一套人口戶籍勞動體制受沖擊，土地分配受沖擊，銀行貸款受沖擊，系統就玩不動了。這時候就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實際上就是重新界定權力，廠長是干什么的？國家機關是干什么的，官員是干什么的？得重新畫這條線。

 

　　其實改價格、改產權是一件事情。什么叫改產權？產權里就有定價權，價格如果政府定就是計劃價格，企業可以叫價，市場可以還價，這就是市場價。最后討論來討論去，就開始聚焦了，真正難就是改到財產權利的時候，王石最后講到的那個難度非常大。怎么難？國企改革到現在為止三分天下，一部分改盈利了，中石油、中石化都是世界500強，改成若干個國有控股公司玩一個市場，玩一個產業，不讓別人進去；第二就是賠的改成了，財政兜不起了讓銀行兜，銀行也兜不起了讓股市兜，股市也兜不起了，朱镕基說我來，朱镕基來怎么辦？改革，抓大放小。

 

　　王石講的是碩果僅存的一個小品種，什么小品種？就是盈利，但也改了，不是虧損改制的，是賺著錢改制的，我認為這是中國企業改革到今天最重要的經驗。因為從今天往后看，大部分國有企業是盈利的，盈利怎么改��？虧本身就說服大家接受它改，盈利是非常難說服人改革的。

 

　　所以萬科的故事對下一波的改革非常有價值。同樣從這個歷史中過來，你怎么評估你的貢獻？不能以后一個命令讓你去黨校學習，全世界哪有這種企業制度啊？合約是妙不可言的東西，股份公司是妙不可言的東西。一旦簽了以后，第二單再簽，一擴資出不出錢？沒錢就稀釋，12%，一開頭就12%呢？那你別干了。所以審時度勢，恰如其分，這時候就考驗你對整個人際關系把控。

 

　　改革前后左右，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革，差一點都不行，還要有政治技巧，當年是1988年，他書里講了怎么見市委書記。他先結交了市委書記的秘書，做了很多工作，先把思想談通。深圳靠近香港，同樣共產黨的官也有一些人，就是要把事情做上去的，跟企業家是一樣的。人生苦短，就是那點時間做事，做不成事怎么弄啊？好不容易有一個股份制改革，深圳能不能開個頭？找對還得有技巧啊，還要去茶館里見面，還得半地下。里頭還有運氣，你現在倒回去看看你當年那個故事，哪一個環節出點岔子，就不行。你現在倒過來，就是柳傳志講的復盤，當時的所有各方的動作，都放大一起重演一遍，真的是來之不易。

 

　　剛才王石的發言，提供了一個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案例，在這么一片改革的熱土上，一個標準的國有企業在進入市場以后，形成的新的權力架構，從行不通變成有一個新的法律架構，你看有了這個平臺，加上企業家才能，加上市場機會，就能成就今天的萬科�？梢哉f它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想，當年搞國有企業，辛辛苦苦，勤勤懇懇，他們要的也是這些東西啊！不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嗎？不是說日本能造的我們也能造，美國能造的我們也能造嗎？目的是一樣的，問題就是把路走出來。我現在高度肯定的是，中國這條路徑是對的，這條路徑真走到底，下一步的難點、重點、要點就是盈利的國企，特別是盈利的較大規模的國企，這個路怎么趟開？弄得跟世界上主要的企業沒有什么太大區別，可以在全球舞臺上參與全球化的競爭？這就是我的發言。

 

 

　　（本文是王石、周其仁教授在“致敬1984”系列活動深圳站上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