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必讀 | 2015年中國政經走勢及改革前瞻（轉載） 改革所要闖入的深水區則卻要超越2014年

政商必讀 | 2015年中國政經走勢及改革前瞻

2015年的政治形勢比2014年更加穩固，經濟下行壓力會進一步加大，但是改革所要闖入的深水區則卻要超越2014年。

剛剛過去的2014年，中國的政經形勢一直在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有客觀環境變化引起，也有主觀變革所致，其復雜性可能為近年之最。

在官方的表述中，2014年的國際形勢 “錯綜復雜”，而國內改革發展任務則是“極為繁重”。

變化不僅僅體現在宏大的國家制度層面，也深刻影響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政治氛圍發生了持續性的明顯改變、經濟領域的新舊產業激烈變革，每個人都需要在這場新的變革中，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新常態”是統領今年經濟工作的主題詞，這個詞在2014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得到進一步的闡述，但它不僅僅可以用于描述經濟領域，政治及社會領域亦是如此。但是，對于為什么會出現“新常態”，至今的認識仍然相當不足。這種認識的模糊，帶來了改革推進的難度。

因此，今年的年度分析首先對出現中長期變化的原因進行分析，進而分析2015年的政經走勢和改革動向。

總體而言，2015年的政治形勢比2014年更加穩固，經濟下行壓力會進一步加大，但是改革所要闖入的深水區則卻要超越2014年。2015年，政經形勢的總體平穩應無疑問，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改革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掣肘會增多，不排除局部地區、領域出現一些不平穩的現象。

1 正在發生什么樣的深刻變化？

任何的變化都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相反，它一定是一定領域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爆發，2014年左右的形勢恰是如此。筆者認為，深層次的變化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信息化的沖擊導致新的社會生產模式和運行機制雛形初現，但對這一新情況的應對嚴重不足。

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起初，人們對這些新名詞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對個別產業的影響，如傳媒、中介行業。而今，人們發現，其帶來的變化遠不止于此，它帶來的是人類社會結構的變化。

信息傳播方式的去中心化和大數據運用結合起來之后，整個制造業的生產和服務體系都要發生變化。

過去，市場運行的源頭是供給方，由其分析市場、制造產品、建立銷售網絡，而今模式變了，消費者不需要通過層層經銷商網絡才能與生產商建立聯系，他們可以直接提出要求，然后再進行生產。生產和需求的關系發生了變化，所有的行業都要受到影響。

新的生產消費體系為需求的多元化、個性化帶來了可能，同時也給制造業帶來了更大的難題，過去整齊劃一的規模化生產不一定受到歡迎，相反“小的就是美的”生產模式受到更大的歡迎，他們通過大數據找到隱藏在世界各個角落各種偏好的用戶，滿足每個用戶的個性化需求。

一個行業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崛起，也可能在很短的時期死去，小米公司的崛起和傳統家電企業海爾的轉型即是典型案例。

這要求更加高效的社會組織管理體系，更靈活和便捷的金融體系、創業投資系統、企業登記注冊系統和生產服務系統。過去，處處審批，偏愛規模效應的管理方式已經落后于時代的需要了。因此，行政管理體系的變革十分緊迫，僵化的行政管理體系和權力控制體系會扼殺新經濟的成長，阻礙一個信息化和扁平化社會的到來。

2014年年初，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并非空穴來風，除了網絡安全因素外，信息化對于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還未被充分認識。年底，國家互聯網大會召開、網信辦主任魯煒訪問美國，未來幾年這些領域的走向需要密切關注。

第二，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可能要出現一些變化。過去認為，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和落后的社會化大生產不能滿足需求之間的矛盾，其主要體現在物質生產不夠豐富、物質需求得不到滿足。

但實際上，現在的物質生產已經極大豐富，并且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單純物質層次的需求大多已可以滿足，但是矛盾在于不能滿足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和新需求。

如何讓社會化大生產和個性化需求對接成為主要矛盾，而不是物質生產的多少問題。追求清潔的環境、精神文化的享受、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等新需求不斷呈現，但滿足這些需求則面臨著嚴格行政管制體系。

對社會主要矛盾認識的改變意味著，整個國家的制度體系、戰略構架不再是物質生產促進型，所有的制度不應當是朝向生產更多的產品，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新需求。這些追求和過去大力促進物質生產的思路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舊體系仍在，新的對接機制尚未建立。

第三，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雖然中國人均GDP還只有6000多美元，還處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但是龐大的中國經濟體，不僅僅通過貿易影響他國，而且也正在通過資本輸出的方式影響他國，中國的對外資本輸入即將超越FDI。

人民幣國際化才短短五六年時間，已得到迅猛發展。同時，在政治領域，中國被要求承擔更多國際責任，2014年美國打擊ISIS，國內外都呼吁中國政府也參與其中軍事行動，阿富汗新總統訪華，中國在政治領域需要對這個似乎被遺忘的鄰國發揮更大的影響，中國和東盟經濟關系深入后需要在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合作。

如果說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那么她一定是一個特殊的發展中國家，因為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龐大的、制度體系尚未成熟的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的外交思路需要發生變化，不能簡單地韜光養晦，而必須有所作為。

中國的所有政策也必須不僅僅考慮國內因素，而必須統籌內外，考慮對外部的影響和外部的反應。

正是上述的深層次的變化，所謂的改革，并不是由個人的主觀意志決定，而是在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變革。從根本上而言，是在信息化沖擊、社會主要矛盾局部變化和世界格局調整之后，上層建筑作出的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趨勢而作出的應對。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上述幾個方面情況的沖擊，在未來若干年會進一步顯現。但改革的力度目前還遠遠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以上是對中國中長期變革的深層次原因分析，下面回歸到對2015年政經走勢的分析。

2 2015年政經走勢分析

經過十八大以來轟轟烈烈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和刮骨療傷的反腐運動，在2015年政治形勢的穩定幾乎沒有疑問。

但是，政治形勢的穩定并非輕易可以得來，2014年的上半年的反腐和政治權力結構重塑也曾一度帶來對反腐是否可控、何時為盡頭的擔憂。

政治形勢穩定是經濟發展和推進改革的前提。2014年，政治權力的重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周期，但以徐才厚、周永康案落定為標準，基本告一段落。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得以在2014年下半年密集展開。

但是，政治權力重塑在2014年并沒有完成，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決定成立的另外一個重要機構——國安委，至今只公布了其召開第一次會議的信息，這個新設立的機構許多信息仍然不全。2015年國安委的運作情況值得高度關注，一旦這一機制運行平穩，在涉及軍事和安全領域的制度變革一定會加速。

中國高層政治運行機制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集體負責制變成了最高領導個人負責制。2015年這種變化還會進一步得到強化，對這一新變化的討論在2015年肯定也會繼續增多。這是其一。

第二，紀委“復位”成為近年來最明顯的黨內政治結構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按照黨章規定，紀委直接對中央委員會負責，而非政治局，這意味著本身就可以對政治局及常委會進行監督。紀委不僅僅橫向重構自身和其他機關的關系，在垂直體系上也完成了以上級為主的雙重管理體制。反腐進入下半場，制度建設更為重要，2015年紀委體制機制上的任何新舉措都值得關注。

第三，以朝向十九大的眼光來看待2015年省級地方大員和部委負責人的變動，其變動仍不會太快，但應會超過2014年。

十九大召開的2017年，全國將有8個省區的書記超過65歲，6個省區的書記剛剛65歲，2018年將有三個省區的政府負責人超過65歲，這些年齡將超任的地方大員是否會退居二線、什么人將會填補空缺值得關注。

在2014年的人事調動中，一批官員填補了反腐留下的空缺。在調動中，產生了一批政治新星，如李希、何立峰等人。2015年，政治新星會更多地出現。

第四，條條塊塊的權力在一些局部的領域，在2014年已經發生調整。如不動產登記等一些具體的監管領域。這些變化在2015年會加速。在久拖不決的條條分割的領域，如食品安全、市場監督執法（工商、質檢、藥監等）、海洋管理、債券市場管理和海洋管理等領域可能會進行更多的改革，強化市場監管會是2015年延續2014年的改革主線條。

第五，2014年，亞太地區十分不太平，中美之間的軍機一度在南海十分接近、中日幾乎處于擦槍走火的邊緣令國際社會憂心忡忡，南海問題也上一度沸沸揚揚，這些問題2014年表面上有所緩和，但深層次矛盾仍無破解。2014年末，臺灣地區政治上所發生的變化可能又增添這一地區安全問題上未來的不確定性。

第六，以上所述，均非中國政治領域最艱巨的挑戰。最艱巨的挑戰在于轉變政府職能——讓反腐高壓下的官員，既要不貪，又要干事。這種轉型，僅僅靠中央監督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開啟地方人大、民眾有序的監督渠道，目前還看不到這方面強化改革的跡象。

在經濟領域，在年終歲末的官方宣傳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投資，這被解讀為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因為中國宏觀經濟最明顯的失衡出現在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之間。

但其實，消費和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變化并不意味著結構的改善，因為貢獻率考慮的是增量因素。投資仍然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以第三季度的數據看，投資占比達到了85%，再創近年來的新高，結構失衡進一步加劇。

而且，在占中國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投資中，房地產占比進一步增高。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的最大變化出現在房地產的長周期回調，從杭州樓盤降價開啟的樓市下行風云，環繞全年，地方政府的放松和救市從遮遮掩掩到光明正大，直至中央層面的930新政救市。新政短暫促進了部分地區的成交量回暖，并帶動了土地價格再次暴漲，但是房地產庫存壓頂，庫存增速遠遠超過成交量的增速，明年下行壓力會繼續加大。

受債務總量、財政減收的壓力，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不可行。2014年，中央政府使出渾身勁數試圖拉動民間投資，如發改委和財政都在推進PPP模式，但目前效果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在消費和出口領域，幾乎不可能指望其會取得突出的成績，美元重回強勢、國際油價暴跌對中國經濟影響還需要進一步評估。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形成，舊的增長模式陡然失速。2015年的宏觀經濟形勢一定不會好。

面對這些難題，需要回到一個本源的問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到底是多少？

如果不考慮前提條件，在老模式下探討增速問題，顯然沒有價值。但新的增長動力形成需要人力資本充分利用、科技創新充分發揮、體制機制改革到位，可目前無論哪個方面，都非一兩年之功可以實現。

不過，影響增長的還有統計方法，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變革可能會提高增長，尤其是吸納被低估的服務業增加值，以及將研發支出計算進入GDP。

對2015年的區域經濟走勢，還需要密切關注受經濟下滑等因素影響，支柱產業遭到重創的地區，如黑龍江、山西和河北等地。

另外，2014年末，股市的繁榮會對中國經濟走向帶來新的變量。因為房地產庫存壓頂，而房產是這些年國民投資的主要渠道，吸納了大量的資金。如果擁有多套住房的人群大量拋房入股市，對房地產業會帶來更大的沖擊。2015年，中國也許需要一份應對房地產下滑的預案，這份預案應該測算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銀行抵押品價格和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幅度、以及對水泥鋼筋建材等行業的影響分析。鄂爾多斯和溫州的案例仍值得深入解讀。

以上是對2015年政經走勢的初步分析，此外，社會領域的變化同樣值得高度關注。2014年，就業形勢取得良好成績、網絡言論的得到加強，普通的群體性事件并沒有大規模發酵，但是因為經濟下滑，持續多年的工資水平上漲趨勢在2015年可能會回調。這對社會穩定可能會造成新的影響。

和新疆有關的暴力恐怖事件在2014年初呈現向內地蔓延之勢，但在下半年這一形勢又有好轉，因缺乏資料，這個領域的變化還難以評估。

3 2015年改革前瞻

2014年的改革呈現明顯的上下半年的特征。上半年進展緩慢，深改組也僅僅只開了兩次會議，而下半年改革加速，深改組召開的會議次數明顯增多，在地方債、農村土地等一些深層次領域開始推進改革和改革試點。

2015年的改革進展同樣要考慮到政治權力重塑進程，這是改革得以推進的前提。在2014年，中央深改組的會議并沒有形成固定的節奏，改革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推進，而且即使會議召開過后，大多數改革方案并沒有公開，而是有待具體部門在落實中調整。2015年改革可能繼續呈現出這樣的特征，一些重大改革可能出乎意料地被加速推進。

按照去年年度改革前瞻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同樣將改革分為兩大板塊，第一部分是經濟改革，其中核心是土地、利率和匯率制度的改革，筆者認為這是經濟改革核心中的核心。今年的分析會將“建立全方位的開放體系”和“宏觀調控”也放到這個部分分析，因為這些和利率、匯率制度都密切相關。另外就是基本的市場體系建設，包括產權、反壟斷、國資改革等等。

第二部分是與政治有關的改革，主要包括這兩年一直在推進的行政審批權改革、司法改革和2014年啟動的財稅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新興的消費體系密切相關，也放在這部分分析。

（一）利率、匯率和土地制度改革

對于解決中國當下的經濟問題，僅僅站在國內的角度看問題顯然不夠，而要有全球視野和眼光，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來解決中國的問題。而配置全球資源首先要考慮的是匯率因素。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匯率的基本穩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近年的匯率急速升值也導致了加工貿易受到較大影響。

2014年，人民幣兩度出現明顯的下跌，引起市場的廣泛討論。而據央行官員的說法，即期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波動期間由1%擴大到2%，從第二季度開始，央行基本上退出了日常外匯市場干預。雖然2015年國際經濟形勢仍十分不太平，美元加息，日歐繼續寬松，但匯率改革的步伐不會停止，匯率的波動區間可能會繼續擴大，市場需要做好準備，也許人民幣會出現更大的跌幅，央媽不管不問。但是，多大的波動幅度是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圍，目前仍不清晰。

與之密切相關的是資本項開放的問題，雖然國際收支趨于平衡，但全面的開放不會在2015年到來。擴大QFII和RQFII，開通滬港通都是增加了資本項下的流動渠道，但這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2015年，重點需要關注自貿區賬戶體系可能的創新舉措，包括一直在傳言中卻未落實的個人跨境直接投資。

國際收支的平衡還帶來了宏觀調控的新問題，因為過去央行為了對沖外匯占款，釋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而今，順差減少之后，外匯占款相應減少，但市場需要更多的流動性。這也許恰好為居高不下的存準降低提供了空間，2015年降低存款準備金可能不只一次。

除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外，利率市場化也一直在小步快走，無論同業大額存單規模擴大，還是存款保險制度推出，都是在為利率市場化作準備。但是龐大的銀行利益集團，不可能允許改革很快到來，雖然今年銀行存款在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業務的沖擊下已大幅減少，但利差仍是其主要收入。

利率市場化改革另外的難題在于，其改革需要在可控的前提下實現。但是，目前中國的資金價格市場傳導機制出現了明顯的問題，央行在2014年試圖通過既管總量又管結構的“定向調控”來解決部分領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但效果存在爭議，因為定向實際上意味著貨幣政策的另一種不公平。

這種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未受監管的各種金融業態在大力發展，其中最大的部分是未計入存貸比的銀行非標資產。市場資金價格由各種因素影響，如果銀行自己都實行兩本賬、兩個價格，其中一個接近市場價格，卻無法被監管、測量，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改革的方法有些類似于對地方政府債的管理，開明渠堵暗道，將非標資產納入正規體系管理，將地方債納入正式的債券市場。同樣，健全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形成機制也是在為利率市場化作準備。如果要繼續推進這項改革，貨幣的相對寬松不可避免。

與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密切相關的是投融資體制的改革。2014年宏觀調控的主線條除了加大棚戶區改造、鐵路和水利工程投資外，就是千方百計吸引民間投資。2015年，既要關注為穩增長發改系統儲備的工具箱，又要關注各類促進民間投資的各類金融創新手法。

除利率和匯率問題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會在2015年全面展開，因為試點才剛剛推出。但是改革的方向很明確，國際市場的糧食價格很低，內外價差很大，背后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因而要求擴大規模、增加投入，提高農業的競爭力。這要求土地更多地被集中使用。工商資本下鄉由過去處于無監管的混亂和總體抑制政策，轉變為在有監管條件下的允許，但不會大力推動。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如果改革節奏、力度把握適當，這場改革會有一石三鳥的功效。

2014年的全國的土地出讓收入數據尚未公布，目前情況不明，但一線城市肯定不會低。2015年房地產投資會繼續下滑，土地市場不會火爆。但即使如此，公共財政也需要更多地從土地出讓金中獲得收入，納入統一監管的軌道。當然，改革需要一段過程，2015年不可能完成。

經濟低迷、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近幾年均實行了較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因此2015年的CPI很難走高，這既為貨幣寬松創造了條件，也為各種久拖不決的價格改革創造了條件。

（二）基本市場體制改革

在基本市場體制改革方面，首當其沖的是國資改革。雖然這項改革在2014年各地紛紛出臺地方改革意見，國資委也選擇了部分央企試點，“混合所有制”這個模糊的概念被熱炒。但目前國資委官員講話透露的信息來看，2015年的國資力度會相當大。這對推動民間投資、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大大有利。除國資外，涉及外資相關的法律，在負面清單和國民待遇的統領下，相關的三資企業法可能也會得到修訂，以推動進一步的開放，維持FDI的穩定。

涉及到企業兼并、重組、反壟斷和破產的相關法律制度，2014年的加強監管執法屬于個案方面的，但中國經濟真的去杠桿，必須要經歷一場龐大的重組、兼并過程。2015年，在這方面或會有更大的動作。

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是2013年和2014年政府改革的核心事項之一，但中國經濟轉型所需要的審批權改革，可能不僅僅是按數量來減少，而是要劃分一份清晰的界限，用負面清單的模式，一掃徹底。除關注上海自貿區進一步縮減的負面清單外，2015年還需要關注中央政府在這方面更激烈的動作——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

為了解決2014年一直未能處理好的企業融資成本問題，2015年在債券市場的建設、監管，股市的注冊制、民營銀行的設立等方面，可能都會有進一步的動作，以增強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改善企業的融資環境。

養老金并軌改革的消息也在2014年底得以釋放，但改革肯定不會在2015年實現，不過公務員工資的調整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會到來。

對外部而言，除一帶一路等區域整合戰略外，更應緊密關注中國和其他國家自貿區談判的進展，其中包括和美國的投資保護協定、ITA協定，中日韓、中國和海合會、以色列、東盟10+6等各類自貿區的談判，這些談判不一定馬上達成協議，但2015年肯定會開啟很多雙邊的自貿區談判。中國也由出口導向型的政策變為進口鼓勵型，與此相關的一系列政策在2015年還會加速出臺。

（三）創新驅動戰略

2014年從深改組會議到國務院常務會議，創新驅動戰略一直貫穿始終，以科研項目和資金管理、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等方面的改革正在展開。雖然科技體制改革不會馬上帶來促進增長的成效，但效果會在更長遠的未來釋放出來。2015年，科技領域的改革還會加速，可能會有進一步的促進創新驅動的政策出臺。一些領軍型的重大科技項目也值得關注。

以上是對經濟改革的分析，下面是與政治相關的改革。

首先要關注的是司法改革，正如上一年度所預測的，核心的改革目前仍未全國鋪開，而是在局部地區試點。核心難題仍然是人財物的統一管理問題，這不僅僅涉及到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的修改，更涉及到許多人的切身利益，省級統籌的工資水平也會發生改變，富城并入窮省難度很大。但是，2015年新增了一個難題，即員額制，一般來說法官、檢察官占比不低于33%，剩余的均為司法輔助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從目前的進展看來，在改革的細節上，2015年或還會進行一些調整，但改革推進無疑問，2015年這項改革如果能在全國推廣，速度就不算慢。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定，這是和三中全會文件并列的重要文件，除司法改革外，涉及的問題更為深遠，其中提及立法、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諸多方面的問題。但是要改革，可能要動權力結構，要真正建立監督體系。在一些具體的方面，要關注立法法修訂及在保障機會公平、國家安全、互聯網領域的立法，以及全國人大及常委會在法律審查方面的工作，行政綜合執法方面的改革等。

財稅改革同樣可能是明年改革重頭戲。2014年底，從預算法的修訂開始，啟動了一輪地方債的改革。近年來地方債務的各種小風險不斷，從云南城投債停止付息風波，到今年山西一款短融券出現兌付危機，地方債成為中國政府畸形膨脹的腫瘤。

改革先要切除腫瘤，這可能會進一步限制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并加劇經濟下滑。但改革勢在必行，2015年的財稅改革應會在更高的視野層面討論或者啟動初步，比如央地之間事權的劃分，也可能啟動要到2016年。這些涉及重大體制機制變革的事項，都不可能在一年內完成，而可能需要更長的歷史周期考察。其影響及具體的走向，也需要在2015年的月度政經分析中密切關注。

中國政治運作的核心在執政黨，而目前為數不多的黨內規章確實對于內部監督、內部管理遠遠不夠。在反腐之外，2015年黨內的制度建設同樣值得關注。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部的運作規章、地方黨委常委的運行規則細則等等。

在社會領域，筆者維持去年對此領域的評價，認識仍遠遠不夠，達不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水準，但改革的急迫性卻一點也不亞于經濟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主要是放開公共服務，平等對待國辦公共服務單位——事業單位和民營機構。

民眾新的消費需求很多來自公共服務行業，無論是政府提供的，還是事業單位，如醫院、教育等各領域。這些壟斷領域如果能打破國有民辦的差異，讓民辦機構享受同等待遇，不僅僅能拉動經濟增長，還能促進社會和諧。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