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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賞分：15 -
提問時間 2016-07-28 11:41
來源：路財主
作者：路瑞鎖
一輪又一輪的金融危機，一輪又一輪的GDP上漲，一輪又一輪的資產膨脹，一輪又一輪的貧富差距劇增，一輪又一輪的失業浪潮與企業破產，一輪又一輪的政府貨幣刺激，一輪又一輪針對中產階級的財富洗劫……
當代經濟體系，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模式？卻從來沒有人說清楚。
就跟新聞記者們總是想搞個大新聞一樣，我一直也想憋個大招，想給當代經濟做一個整體的素描，或者裝逼點兒說，想要給當代經濟建立一個簡潔的模型——嗯，聽起來好像民間科學家聲稱自己發現了什么嶄新的物理理論……
但是，在這個對當代經濟的素描里，我并不想依靠這樣或那樣已有的經濟理論，而是依賴于與自己、與他人生活現實聯系在一起的經驗和感覺——至少，我就是這樣來認知世界經濟、看待財經事件的。
借用我最喜歡的作家喬治-奧威爾的話來說：
“我之所以要寫這些東西，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藝術品，而是因為我有謊言要揭露。但是，如果這不能同時也成為一次邏輯上的審美活動，我是不會寫的。”
人類的基本需求包括了水、食物、住所、能源、教育、醫療和自由等，而人類在最近60年來所獲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不僅足以傲視地球上除人類之外的所有生物，而且足以傲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整個人類歷史……
現代的世界富足到什么地步呢？富足到80%以上的人，根本不用擔心食物問題！這其中包括了現在能夠讀到我微信公眾號文章的你。
當絕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滿足，這就是豐裕時代。
千萬不要小看這一成就，這意味著人類已經脫離了基本的生物生存層面——生物層面上看，所有的生物都是為了食物和延續后代而生存于這個地球上，但作為一個種群而言，從來沒有一種生物達到了整體上長久性食物豐裕這樣的目標，而逆天的人類，現在做到了。
在這樣一個豐裕時代，所謂的“經濟”呈現了很多我們所沒有想到過的新特點。
在中國，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應該都學過馬克思的商品價值理論（在這里，我暫不深入討論商品和貨幣的起源及本質）。
馬克思將商品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馬克思將貨幣也劃歸為商品，不過是承載“交換價值”的一類特殊商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被大規模應用以前，人類進行商品生產和買賣的核心原因，是因為想要得到“使用價值”——如果用G（goods）來代表商品，M（Money）來代表貨幣的話，人類的商品和貨幣循環流程可以簡單總結為：
G—M—G
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古典時代人們獲得金錢的主要目的是購買商品來消費、使用、生產，想要得到的是使用價值，人們并不以得到金錢為最終目的（將服務也作為商品來看待）
這個GMG的古典時代，持續了多久呢？
5000年！按照我對于金融歷史的理解和劃分，這一模式從人類商品貿易誕生以來，在西方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就世界范圍內來看，則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期。
由于能源和機器的使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被大規模采用，再加上科技進步和人權進步，用了大概200多年的時間，人類很快就擺脫了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食物），1970年代以來，在西方主要國家解決了民眾的基本溫飽問題之后，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再是大多數人孜孜以求的東西了，由此，人類商品和貨幣的循環模式也悄然發生了變遷。
人們不再追求使用價值，而是開始追求“交換價值”，這樣一來，貨幣在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被大大的提升，然后逐步變成了人類在經濟活動中的最終目標：
M—G—M
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說，在人們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這是為什么我首先強調“豐裕時代”的原因）的現代社會，人們獲得金錢的主要目的，并不一定是當下的購買商品消費和使用，而只是純粹的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錢（為了滿足未來的不確定的某種欲望）。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絕大多數人的終極目標已經變成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錢，那是不是一定要像古典時代一樣，絕大多數人自己需要投身生產活動呢？
當然不是——眾所周知，你也可以投身金融市場，這就是所謂的“投資理財”。
接下來，我把M和G分開來講。
G，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就可以理解為經濟構成。在古典社會，G非常簡單，就是商品與服務——但進入工業社會，特別是1970年代以來，G在很大程度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和古典社會完全一樣的真實的商品和服務，第二類，則是包括了股票、期貨乃至各種各樣云里來霧里去以錢換錢的金融資產。
對應到現實世界，正是當代社會的經濟系統的兩個部分。第一類可以理解為GDP所統計的內容——很多人將其稱之為“實體經濟（Real Economy）”；第二類，就是金融資產交易類的所謂虛擬經濟（Fictitious Economy），或叫貨幣經濟（Monetary Economy）。
什么叫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是指那些在生產過程中實現了物質轉換和價值轉換的經濟活動。最典型的，你建一個工廠，生產鞋帽，你必定要將相應的勞力、房產、各種原材料和能源，轉換為別人愿意購買的商品，你賺到的錢，來自物質轉換和價值增殖。
什么是虛擬經濟（Fictitious Economy）？虛擬經濟是指不從事實際生產、不參與價值轉換和價值創造而直接“以錢生錢”為目的的所有經濟活動，其投資回報純粹來自資產價格本身之上升或下跌。比方房屋產權的買來賣去，股票、國債、公司債、期貨、期權以及直接針對各國鈔票的外匯買賣……此外還包括博彩業、藝術收藏等產業。
當代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總量，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經濟 = 實體經濟（商品和服務貿易）+ 虛擬經濟（金融資產交易）
2014年，用GDP來計算全球的實體經濟，其總額大概是77.3萬億美元；然而，虛擬經濟的總額卻大到普通人難以想象。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各國央行和金融機構的數據統計：金融衍生品未平倉合約名義價值2012年底為633萬億美元；股票市場有70萬億美元，債券市場約60萬億美元（僅美國國債就有18萬億美元），房地產市場217萬億美元……
如果采用GDP的統計方式（按交易量計算），計算這些金融資產的交易量，那么虛擬經濟的數據令人側目——目前的股票和債券市場，每日交易額各自約2萬億美元；黃金等貴金屬市場每日交易額1萬億美元以上；石油、銅、糧食等大宗商品每日全球交易量約2萬億美元；全球每天外匯交易量高達5萬億美元以上；除此之外的金融衍生品（如CDS、利率期貨等）交易額每日不低于7萬億美元，還有房地產的交易額……
按照每年250個交易日計算，全球每年金融資產交易量很可能超過5000萬億美元！
以原油為例。2013年，人類生產和消費的原油總量為330億桶——也就是說，實際經濟的石油交易量約330億桶；那你猜猜僅CME（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和ICE（倫敦洲際交易所）的石油期貨一年交易總量有多少？
答案是：3520億桶！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刻畫出當前世界經濟體系最簡潔的框架。
當然，我們也可以畫出1970年代以前，人類經濟的簡單框架——1970年，人類實體經濟的規模大約在5.5萬億美元，而虛擬經濟總量則不超過5000億美元。
這，才是過去與現在的根本區別。
對比1970年代到現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對比的圖表，你肯定感到很好奇——為什么在過去的40年里，人類的虛擬經濟如此狂飆突進？
我們先看下面這幅圖——我用美元的廣義貨幣增長速度和總量作為人類1970年代以來貨幣和信用擴張的一個代表。
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西方開始進入豐裕社會，實體經濟再也容納不下持續增加的貨幣供應，為了解決滯漲問題，金融創新被大肆鼓勵——盡管說公開的股票交易17世紀初就已經在荷蘭出現，但虛擬經濟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反客為主卻要從1970年代的美國算起。
華爾街有句名言：“如果你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就將它證券化。”正是通過將實體經濟的各個行業和實體財富形式證券化，虛擬經濟的規模開始象吹氣球一樣不斷膨脹。
以房地產的資產證券化為例，來說明一下美國資產證券化的興起。
1972年，美國發明可轉手的房屋貸款抵押證券，但整個1970年代其規模較小，從1981年開始，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宅房貸擔保證券）大量發行，并且有兩家新加入的GSE（Government Support Enterprise，政府支持企業），即Freddie Mac和Fannie mae為抵押貸款提供擔保。
1982年，RMBS發行額首次超過500億美元，到了2003年僅機構擔保的RMBS總額就增加到2.13萬億美元之多，還有1萬億美元的非機構擔保債券，到了2006年更是增長到5.6萬億美元之巨。在RMBS出現后，還有CMBS（商業地產貸款擔保證券）和REITs（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等等以房地產為標的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相繼出現。
房地產證券化只是實體經濟證券化的一個例子而已，其他如ABS（資產支持證券）、CDO（債務擔保證券）也在197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到2006年底兩者相加也有近3萬億美元。
不僅實體經濟被證券化，一些能產生現金流的金融資產標的，更是被以多種多樣的方式二次、三次證券化。例如，美國金融機構創造了可變利率存款單、可變利率抵押契約、可變利率貸款等，其最初用來應對1971年之后利率市場化的趨勢，但最終卻形成了有關利率的可供大額金融交易的債權債務工具；金融機構又開發出金融期貨、期權、互換等大批金融衍生品，一開始都是作為金融對沖工具而出現，但隨后不久，這些金融衍生品到了后來本身又成為了炒作的對象，可用來吸納大量美元藏身其中；其他的，還包括了信用違約互換、遠期利率合約、利率互換、利率期貨、貨幣期貨、貨幣互換等等金融工具，最終都變成了可供交易的金融資產。
這些“金融創新”產品迅速在美國金融市場流行之后，很快就擴展到歐洲、日本等地，然后變成了一個世界性的交易品種，然后每天都有數萬億美元資金在其中進進出出，目的僅僅是為了從金融資產的漲跌之間獲利。
在不斷的金融創新和政策監管的放松之下，美國的金融市場迅速繁榮膨脹，吸引了大量的美元投入其中，1970年代以來增發的美元再也不必流通到市面上去購買商品和服務（正是不斷增發的美元在1970年代引起西方國家滯脹），金融市場變成了美元最重要的蓄水池——既然大家的錢都用于炒作金融資產，同樣的貨幣發行量，通貨膨脹率不見了蹤影。
政府當然樂見其成，監管機構也不斷放松監管法規。到1990年代后期，虛擬經濟的規模就已經超越實體經濟。
實際上，由中央銀行們所增發的貨幣從未消失，只不過他們不再去購買實體經濟中的商品和服務，他們進入了虛擬經濟體系，進入了金融市場，正是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從股市到房地產，全球的金融市場都開始了一波波瀾壯闊的大牛市——在2001年的科技股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接力這一場泡沫，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
下表是美國自1971年-2001年間叫得出名的金融創新列表。
中國也并不例外，只是相比美國要晚上30年而已。大約從2005年起，中國也基本進入豐裕社會，中國央行所擴張的信用已經只有很少一部分進入到了實體經濟，而是進入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由此在2007年創出了全球最昂貴的股市泡沫（雖然在2007年底和2015年兩次破滅），更創出迄今讓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的房地產泡沫……
有人問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運行的邏輯有區別么？
有，當然有！豈止是有區別，甚至根本就是相反的邏輯模式。
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不管是古典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不管是凱恩斯學派還是貨幣主義學派，不管是制度學派還是奧地利學派，包括馬克思那一套蹩腳的剩余價值理論，我將他們統統稱之為“實體經濟學”。
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以上所有的經濟學都假定人都是為了使用價值而獲取商品和服務，所以對消費者來說存在著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對于生產者來說，也存在著邊際成本下降理論（具體見下圖）。
邊際效用遞減理論不適用金融資產
邊際成本遞減理論不適用金融資產
但是，進入豐裕社會之后，人們首要目標變成了獲取貨幣，而虛擬經濟中的金融資產，因為購買和出售都只是賬戶數字變遷，從購買者（消費者）的角度看，并沒有什么邊際效用遞減原則，而是越多越好，與資產規模的比例相關，誰也不會嫌賬戶上的錢太多；從供應者（生產者）的角度來看，金融資產一旦被設計出來，就可以批量化生產，也并沒有什么邊際成本遞延原則。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實體經濟中的商品和服務或是虛擬經濟中的金融資產，大家關注的都是商品（資產）的指示標志——價格的變動。然而，虛擬經濟中資產價格的運行邏輯與實體經濟中商品價格的運行邏輯卻完全相反。
實體經濟里面商品和服務價格基本符合價格上漲需求減少，價格下跌需求增多的特點，但虛擬經濟卻是價格上漲引發進一步的上漲，直到不斷突破大眾心理預期，價格超出資金供給能力，價格開始出現突然性崩潰；接下來，價格下跌引發進一步的價格下跌，直到遠遠跌破大眾的心理預期，跌破基本成本，然后出現大反彈（具體見下面的兩幅圖）。
換句話說，實體經濟中的價格規律是負反饋，而虛擬經濟中的價格規律是正反饋。
實體經濟中周而復始的價格負反饋規律
虛擬經濟中周而復始的價格正反饋規律
說到底，實體經濟中關于價格的“市場規律”和“經濟規律”，與虛擬經濟中關于價格的“市場規律”和“經濟規律”，根本就是兩碼事！
換句話說，所有那些針對傳統實體經濟的一系列經濟理論都已經無法支撐和解釋當前的經濟形勢——此市場非彼市場，此規律非彼規律！
政府和央行，倘若真的想要“挽救經濟”，想要起到所謂的“順應市場規律”，新時代之下，裝模作樣的關注通貨膨脹遠遠不夠，更要關注一輪又一輪的資產價格膨脹和崩潰！
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文 劉鶴導語本文獲得第16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胡祖六推薦語：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是劉鶴負責的一項重要課題研究報告之總結。文章從歷史大視角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粗線條勾畫了兩次危機大背景與表癥的異同，做出了一些頗有見地、值得重視的觀察與評論，并針對中國具體情況提出了三點我認為很有價值的政策思考與建議。
劉鶴文章正確地指出危機爆發后決策者所面臨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在民主政體，這些挑戰可能綁架政府危機處置的政策與策略，導致處置延誤，甚至采取急功近利的，在中長期具有危害性的政策，比如保護主義。但我認為，美國迄今的政策把握還算比較平衡，并沒有走極端。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呈現固有的周期性波動，有時會發生嚴重的經濟或金融危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場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遺憾地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左派勢力開始抬頭，錯誤地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破產了，結果中國近幾年市場化改革與開放裹足不前，錯失良機。通過客觀認識評估西方金融危機，中國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訓，從而幫助我們今后更有效地維持金融系統穩定性，更好更快地推進整體改革進程。
本次危機爆發之后，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啟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這些單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報告，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
報告課題組組長：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第一部分：兩次危機的共性
通過比較研究，關于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10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
其警世意義在于，今后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后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系。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后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沖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
第二部分：三大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獲，也受到很多啟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里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沖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后，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杠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并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后穩步加以實施。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扎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報告的課題組組長劉鶴，總報告執筆人劉鶴。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別征求了吳敬璉、樊綱、易綱、李揚、韓文秀、盧邁、劉春航、魏加寧、蔡洪濱的意見，同時還征求過中央財辦內部楊偉民、蒲淳、劉國強、尹艷林、趙建的意見。作者對這些同事提出的意見表示由衷感謝。
本文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較》 原文題目為《經濟學——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劉鶴）》
來源： 共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