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敬民，人物姓名，在中國當代十分常見，知名人物遍及新聞媒體、政治軍事、教育衛生、文化藝術等眾多領域，其中最為知名的是合肥學院院長蔡敬民等人。
合肥學院院長
人物履歷
1963年7月出生，漢族，安徽廬江人。
1984年7月由合肥聯合大學留校參加工作，
1985
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至1988年在德國東福里斯蘭應用科學大學學習。1993年至1994年在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99年至2002年赴德國參加德國科學與教育部重點項目“海洋生理活性物質”研究工作，同時攻讀博士學位。[1]
主要榮譽
2002年獲德國耶拿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歐盟亞洲鏈項目：《可持續資源管理技術和學科建設》課題組中國負責人，主持完成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基金，安徽省優秀青年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學基金，德國國際學術交流中心項目等科研和教學項目15項，分別于1996年和2001年取得副教授和教授專業技術職務，
2003年獲安徽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曾先后擔任合肥聯合大學生物工程系教工團總支書記、實驗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務處副處長、處長。
2003年6月任合肥學院副院長、院黨委委員，分管教學和國際合作工作。
2009年7月任合肥學院院長、院黨委副書記，主持學院行政工作。 蔡敬民同志現為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會應用本科院校專門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微生物學會基礎微生物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安徽省微生物學會副理事長，安徽省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副理事長，安徽省循環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安徽省生物工程學會理事，安徽省食用菌技術研究會理事，《生物學雜志》編委會常務副主任委員，安徽省十屆、十一屆人大代表，合肥博士聯誼會副理事長，合肥市科協委員。
蔡敬民同志研究成果豐碩。主持并完成了國家級、省級科研項目和教研項目13項，在研科研和教研項目4項。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獲國家發明專利3項，實用新型發明專利4項；作為主持人獲得過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作為主持人申報的“生物工程”專業被評為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微生物學”學科獲省級重點學科。獲安徽省自然科學獎三等獎1項，安徽省科技進步獎三等獎1項，安徽省高等學校省級優秀科技成果二等獎2項，安徽省省級教學成果特等獎1項、一等獎1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蔡敬民同志還先后獲得陳香梅教育獎、安徽省第六屆青年科技獎，獲“合肥第四批、第五批專業技術拔尖人才”和“省十屆優秀人大代表”等榮譽稱號，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貼。
歲寒知松柏 事終見君子
“我是‘聯大’的第一屆畢業生，是與母校一起成長起來的，我舍不得她。”2002年4月15日，39歲的蔡敬民獲得德國耶拿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次日，他謝絕了在德國繼續攻讀博士后的邀請，回到了與他有著不解情緣的母校――合肥學院。
2002年3月14日，經教育部批準，原合肥聯合大學、合肥教育學院和合肥師范學校三校合并組建合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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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蔡敬民，畢業于合肥聯合大學1984屆應用微生物專業，校首屆優秀畢業生。2002年4月，獲德國耶拿大學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歐盟亞洲鏈項目：《可持續資源管理技術和學科建設》課題組中國負責人。主持完成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基金，安徽省優秀青年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學基金，德國國際學術交流中心項目等科研和教研項目15項。現為安徽省十屆人大代表，合肥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中共黨員。
 1979年8月，安徽省高教局一次會議中午休息時間。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的楊承宗教授正瞇盹兒，同室老師的談話引起了他的注意“老丁，你家孩子考得怎么樣？”“別提了，差0.2分，沒考上！”。如此，就有了楊老對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思想的形象比喻：“正規大學掏走了‘奶油’，剩下的‘牛奶’還可以吃，能不能把這些‘牛奶’不要浪費掉。”是年，合肥聯合大學沐浴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應運而生，346名高考落榜生幸運地成為合肥聯合大學的首批學生，中學時代就憧憬探索生物奧秘、設計橋梁大廈的蔡敬民也在其中。
剛進“聯大”學習不久的蔡敬民發現，他們的老師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等學校。兼職教師不僅兼課，考試也是“兼卷”。在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同卷”的高等數學考試中，“科大學生平均90分，‘聯大’學生平均86分。這說明，雖然高考時差了上百分的落榜生，但和科大學生在智力上可以說只是伯仲之間。高考只是選擇人才的一種途徑。一考定終生，也存在著一定的偶然性，并不一定能網羅所有人才。”蔡敬民認為，“社會需求人才是多樣的，進入大學，只要你有理想、有信念、肯拼搏，都是優秀的。‘毛糙’的原料也蘊藏著‘棟梁’。”
大學時代的蔡敬民對自己的品學要求格外嚴格。大學4年，他一直擔任80級應用微生物專業的班長；是1982至1983學年的校“三好學生”之一。學生時代的蔡敬民善思致用。印象很深的是1983年，蔡敬民他們這群被人稱為“嘴上沒毛”的學生就籌建了原合肥聯合大學第一個實驗室－―食用菌實驗室，并在安徽大學一位兼職任課老師的帶領下，在太湖路小學辦起了食用菌培訓班，還未走出校門，他們就“現炒現賣”，幫助不少農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天道酬勤，他被評為首屆18名優秀畢業生之一。
世上本無路，路在開拓中。巴爾扎克有言：“社會要看到你的成績，才能承認你的才華。”別人才愿意支持你，和你合作。1982年學校接受世界銀行貸款156萬美元；1983年，省政府正式批準合肥聯合大學成立；……蔡敬民從“聯大”的變化中，看到了什么是高效率、什么叫創業者，加入開拓者行列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萌生了志愿“為千千萬萬的求知者提供機會” 的理想。畢業時，面對眾多的推薦單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留校，成了16名留校任教畢業生之一。
1987年，蔡敬民成為第二批赴德進修人員之一，第一次跨出國門學習。 早在1985年春，安徽省與德國下薩克森州簽訂中德共建合肥聯合大學的聯合聲明，共建協議中，合肥聯合大學將選派30名教師去德進修。蔡敬民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國與德國的差距很大，北京中關村都還是土路，好多人連襪子、香皂都想帶回國。”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提高德語會話能力，開闊眼界，充實自己，這為他日后取得的成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人生是一次遠征，蔡敬民也有“走麥城”。1985年，蔡敬民任助教。按規定5年后就可以申報講師，由于特別原因，職稱評審1990年凍結。1992年冬，職稱評審工作解凍，蔡敬民在只需1篇論文的講師評審中，自信地交上了6篇論文。在大雪中等候消息的蔡敬民，怎么也沒想到結果會比滿天飛舞的鵝毛大雪還要讓人心寒。“那時肯定感到很委屈，不理解！”蔡敬民說道。幾個月后的他認識到這不是自身能力問題，也不是個人能解決的。這件事，蔡敬民從中有了人生感悟：只有受到挫折的人，才會感到陽光的可貴！也有了“最大收獲”：做任何事要有陽光心態、要有自己的判斷。在日后擔任評委工作中，蔡敬民始終懷著對組織負責、對他人的發展負責的陽光心態恪盡職守。
1993年，蔡敬民作為第一批赴德進修的優秀者第二次赴德。幾經周折，去了斯圖加特大學研究3-磷酸甘油脫氫霉項目。德方著名生物工程學教授Ress不接受中國人，在M.Meiners的推薦下才勉強接受了蔡敬民。在8個月的學習期限里，蔡敬民幾乎沒離開過實驗室，每天的睡眠也被壓縮到4個小時。以致每天早上8點，Reuss教授見到蔡敬民第一句話總是關心地問：“你是昨晚沒回去？還是早上來的？”當項目提前半個月完成時，Reuss教授捧著蔡敬民的實驗論文翹起了大拇指，對蔡敬民刮目相看，對中國人刮目相看。
1994年回國后，蔡敬民唯一以講師身份出任《生物學雜志》編委。
1996年，蔡敬民成為我校造就跨世紀師資隊伍、首批5位中青年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培養對象之一。
當年，他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
1995年安徽省建立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評選制度，每兩年評選一次。1997年，他被評為安徽省高校學科帶頭人。
1999年4月，蔡敬民第3次赴德學習，研究方向是尋找生產化合物的海洋真菌。這項研究幾乎空白，沒有資料可查。盲人摸象。2年的時間都花在了研究突破口的摸索之中，他迷失在生物知識的海洋里。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終于，在第3個年頭項目有了眉目。他與課題組一起，共發現27種化合物，圓滿地完成了項目研究。
2001年，蔡敬民晉升為教授。
事不過，無以知君子
“汗水與默默無聞的奮斗，才是通向成功的惟一途徑”這是20多年前蔡敬民對成功之道的理解。
擔任助教期間，蔡敬民常常在中心實驗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他熱愛科學，崇尚科學，專心治學。1994年到2002年，他主持承擔了9項課題，如2002年中科院實驗海洋生物學重點實驗室項目《從海洋生物篩選酶生產低分子量巖藻多糖的研究》；參加承擔了8項課題，如1999年的德國科學與教育部重點項目《海洋生理活行物質研究》。7-8年下來，他和課題組共承擔課題17 個，發表國際會議論文20篇、國家級以上論文53篇。其中，國家重點級27篇，SCI 4篇。先后完成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安徽省第2批“優秀青年科技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擔任合肥工業大學環境工程專業和安徽農業大學微生物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并獲合肥第4批和第5批專業技術拔尖人才稱號、第六屆安徽青年科技獎、安徽省教學成果二等獎（2項）、安徽省自然科學三等獎、安徽省科技進步三等獎、安徽省高等學校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和三等獎。現為安徽省微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微生物學會基礎專業委員會委員，安徽省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學會副理事長，安徽省循環經濟研究會常務理事，安徽省生物工程學會理事，《生物學雜志》常務副主編，合肥博士聯誼會副理事長。
2003年9月，全球156項申請歐盟亞洲鏈項目，其中獲批17項，合肥學院和德國、奧地利、泰國研究人員共同研究的《可持續資源管理技術和學科建設》課題是“惟一”的環境教育課題。蔡敬民擔任課題組中國負責人，研究人員運用歐洲的成熟技術，在合肥學院構建起先進的環境保護學科教育體系，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環保工程專業。2006年5月項目結題，國際專家高度贊揚了合肥學院在環保學科建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2003年10月，蔡敬民主持的“酶法制備低聚木糖”項目組，收到國家知識產權局頒發的中國發明專利證書，在我國首次用木聚糖酶LDA3水解農業有機廢料麩皮、玉米芯、麥秸和蔗渣等中的纖維素，生產以木二糖為主的寡木糖產品的生產工藝，填補了我國以微生物法低聚木糖生產工藝的空白。蔡敬民用自己的努力報答母校、報答國家、報答社會。
蔡敬民說：“我所有的收獲都來自于不斷地學習和探索。” 1987年至2002年15年間，蔡敬民3次赴德留學，累計近5年的留學生涯也印證了他不斷汲取知識的足跡。
蔡敬民回國后，發現國內學生的動手、綜合分析、創新能力不如外國學生。1989年，學校將化學生物系實驗室對學生開放，并成立了“食用菌興趣小組”。蔡敬民和幾位青年教師一起自己掏腰包，湊了300元給“興趣小組”作科研經費。學生們全身心投入到實驗當中，精心計算材料與產品的比例，提著桿秤到菜市場去銷售。欣慰的是研種出的優質金針菇等菌類，在市場上十分暢銷，扣除成本后還有相當剩余。余下的錢再投入研究，如此循環。在“食用菌興趣小組”的基礎上，后來又發展了“酒釀小組”。“開放實驗室不僅培養了學生綜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多的是培養了學生的實踐能力與市場意識等。” 蔡敬民興奮地說道，“開放實驗室不等于‘開門’實驗室，教師在里面要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十幾年來，該系一大批在校大學生積極參與科研，綜合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水平“突飛猛進”。從“興趣小組”中得到市場意識鍛煉的顧金柱畢業后就自己創業，做起了建筑“龍門吊”生意，他的龍門吊占據了合肥市市場的一半。從 1996年至2001年間，化學生物系何曉剛等20余位學生與課題組老師一起，在國家級、國家重點級刊物上發表論文10余篇。“10余篇是什么概念？要知道，評高級職稱也只要幾篇就夠了。”蔡敬民頗感自豪地說。
這一實踐得到了延續。2006年，學院堅持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借鑒德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如提出本科學期制“8”變“9”，在傳統的第4個學期基礎上，新插增設一個“認知性實踐”學期。蔡敬民說：“讓學生在還沒有完全掌握本專業知識的情況下，提前進入企業或社會，參與到具體實踐中去，使他們在親身實踐中發現知識和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然后帶著問題再來學習。”
長期的海外留學經歷和國際合作經歷，使得蔡敬明對德國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認為，學習國外先進的辦學理念，搭建好國際化平臺，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明確學校的辦學定位，大膽進行改革，就一定能實現學院的跨越式發展。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選擇‘聯大’是幸運的。” 蔡敬民多次感慨地說道。
說起當年選擇‘聯大’還有一段故事。從滁縣一中畢業參加高考的蔡敬民被父母所在的安徽農業大學錄取。有趣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卻成了安徽農業大學“點名常缺課”的新生，（安徽農業大學很長時間一直保留著他的學籍。）蔡敬民冒著風險，脫離了父母的“保護”羽翼，懷著當生物學家、建筑學家的夢想，走進了名不經傳的合肥聯合大學。面對著那一排坐落在工棚邊的教室，蔡敬民堅信“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我很幸運，遇到了許多干事的、關心學生的老師！” 蔡敬民深有感觸地說道。早在畢業實習時，蔡敬民在當時的安徽大學老師、后為國家第一批100名教學名師之一的王金發老師指導下進行畢業論文設計。為了抓緊時間，他們經常一邊吃午飯一邊看資料，有時干脆“忘了”午餐。這下“激怒”了導師王金發：“以后再不吃飯，實驗室可要對你們關閉了！”
1994年，他又遇到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系（現為生命學院）潘仁瑞教授。接觸潘仁瑞教授是一個“機遇”。當時學校有5萬元的科研經費，蔡敬民等4人申請了4個不同的課題，學校邀請潘仁瑞教授當評委。潘教授一句“不要做了，跟我做一個有關‘酶’的項目吧！”當時讓蔡敬民他們很是不解：我們的項目沒有可行性？為什么要做‘酶’的項目？潘教授指出：“集中力量，集體攻關，倡導團隊意識，培養青年人的協作精神。”10年后，蔡敬民感慨地說：“如果做了那幾個小項目，我們就不會有今天！”在潘教授帶領下的木聚糖酶項目，現已為合肥學院培養了3名正教授，一批副教授。這也讓蔡敬民看到了團隊的力量，領悟到做學術就如“碼磚頭”，團隊搭建起的平臺，能讓更多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進。
“在人生的旅途上，能遇到決定自己成長的恩師，不僅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更是彌足珍貴的機遇，不可多得的財富。作為學生、部下、晚輩，老校長楊承宗教授就是我的‘福星’。” 蔡敬民感恩地說。
說起來，蔡敬民和楊老還有一段“讀博”的故事。
1988年，在蔡敬民第一次回國前，導師Meiners教授正在申請一個項目，有意想留他攻讀博士。當時“聯大”的分管領導得知后，寫信要求蔡敬民從學校對外合作的大局出發，按時回國。當楊老得知這一消息后，迅速指示：“立即給他寫信，不要回來！”“學校缺的不是實驗員、教師，缺的是學科帶頭人!”但那時他已經做出了決定：按組織要求按期回國。“當時的蔡敬民并不理解學科帶頭的價值，對楊老的這個指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現在我作為合肥學院分管教學工作的副院長，續簽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緊緊抓住學研發展的‘牛鼻子’，培養學科帶頭人。”蔡敬民微笑著說道。然而，這事卻感動了.Meiners教授，因此執意認為自己“欠”楊老一個博士。
蔡敬民第2次赴德前，去看望楊老。楊老極力鼓勵他：“學無止境！拿個博士回來，為‘聯大’做更大的貢獻。”然而，世事難料。原計劃師從一位猶太導師從事昆蟲信息方面的研究，結果老師到以色列“一去不返”。
1999年2月，蔡敬民收到德國東福里斯蘭應用科學技術大學Meiners教授的邀請，參加德國科學與教育部重點項目“海洋生理活性物質”研究工作，同時攻讀博士學位。時任教務處副處長的蔡敬民，感到學校工作緊迫，在國內所承擔的科研項目進展順利，而且兒子剛出世2個月，于是就把邀請函悄悄地鎖進了辦公室的抽屜里。然而，對蔡敬民關愛有加的Meiners教授此時卻如熱鍋上的螞蟻，11年了徹底，終于有了“還”楊老一個博士的機會，他想盡辦法聯系蔡敬民，恰逢時任省教育廳副廳長徐根應赴德考察，徐根應得知蔡敬民的情況后，建議Meiners教授重新選派一位中國教師去讀博， Meiners教授失落地答道：“他不來就算了，這個位置已有5、6個人申請了。” 徐根應立即表示：“請您放心，我來做工作。”如今，徐根應經常和蔡敬民打趣道：“你那博士還是我讓你讀的呢！”
考慮到蔡敬民的實際情況，在Meiners教授的努力下，德國下薩克森州科技文化部給了他最優惠的政策和支持：不受德國雇員每年6星期休假的限制；州政府資助每年一次的回國旅費。利用每年的探親機會，蔡敬民分別于 2000年回國工作3個月，2001年回國工作2個月。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蔡敬民從楊老等人身上發現，偉大的人物之所以贏得世人的尊敬，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勤奮，有了科學著作或對歷史的推動作用，還由于他們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楊老年輕時留學法國，曾在小居里夫人的實驗室工作。為了回國報效，他放棄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續聘2年、年薪555，350法郎，另加補貼的優厚待遇。楊老還毫不猶豫地墊上了自己的全部積蓄，1951年10月帶著十幾箱資料和器材，歷盡曲折，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歸國后不久，楊老奉命到北京協和醫院收集日軍破壞的放射源。當時，楊老堅持自己上一線，把健康留給了更多的人。結果，楊老的右眼由于輻射過多而永遠地失去光明。楊老的愛國主義和無私奉獻精神深深地感染著蔡敬民。
2001年春，在蔡敬民的牽線和努力下，我院首批32名學生赴德留學，楊老得知后，給蔡敬民寫信：“今年你做的這件事，會對合肥聯大的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當年李政道牽線，美國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立了合作關系，而今天這步棋影響大局，不亞于李政道先生的貢獻。”
君子以厚德載物。提及現已95歲高齡的恩師、忘年之交的楊老，蔡敬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感激：“可以說沒有楊老的諄諄教誨，就沒有我蔡敬民的今天。”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中華民族對知識的追求，從來都是無止境的；對知識的傳承，也向來被視為一種美德。從合肥聯合大學首任老校長楊承宗教授到合肥學院青年副院長蔡敬民教授，合肥學院的奮斗歷程證明，合肥學院人是自強不息的，合肥學院人是厚德載物的。這是一種傳統，一種文化，一種動力，更是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它必將激勵著合肥學院人、鼓舞著合肥學院人。
作者：程小朋，男，合肥學院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2003級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2）班，新聞中心負責人，學生記者
指導老師：薛茜禾，女，《合肥學院報 》原副總編輯、編輯部主任。
蔡敬民聯系方式：0551―2158005
E-mail:caijingmin @hfu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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