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事件是中國供水行業發展階段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體現，暴露了城市飲用水安全面臨的嚴峻挑戰。其高風險性既來自于環境污染、不合理城市布局帶來的水源、輸水安全隱患，也來自于我國供水等公用事業的機制不暢、管理混亂。雙重挑戰不僅需要供水行業集體反思，更是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巨大挑戰。

　　水源高風險考驗地方供水能力

　　應該加強水源水的檢測和潛在污染源的監控，靠供水過程監測特征污染物解決不了問題

　　城市水源安全存在危機。這不僅來自于水源地水質的顯著下降，也來自于城市工業混雜帶來的布局性問題。自2007年以來，國內自來水安全事故，大多逃不開這兩方面的原因。

　　根據我國《生活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規定，水質濃度超過二級標準限值的水源水已不宜作為生活飲用水的水源。以此為標準，各城市的選擇并不多。

　　水利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水庫水源地水質有11%不達標，湖泊水源地水質約70%不達標，地下水水源地水質約60%不達標。而在城市中，我國有2.5億居民的住宅區靠近重點排污企業和交通干道，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

　　對此，北京桑德環境集團董事長文一波表示，自來水市場化引入企業時，政府和企業都會對水源、管網現狀及水廠等設施進行系統評估。在運營過程中地方政府也應有機構定期和不定期檢測從水源水到入戶水的水質。

　　對于各界呼吁的第三方監測，他說，建立市場化檢測機制很有必要。政府和企業都應根據當地所用自來水源水、管網覆蓋范圍土壤、地下水污染等情況對潛在風險指標加強管控。

　　而在城市給水排水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總工程師鄭興燦看來，應該加強水源水的檢測和潛在污染源的監控，靠供水過程監測特征污染物解決不了問題。

　　說好引入的先進理念呢？

　　地方政府為了融資而非引進先進理念，以為市場化可以代替政府責任，這種錯位讓本來是強強聯手演變成雙輸

　　蘭州事件后，記者曾在第一時間聯系蘇伊士環境在中國的代表處，他們旗下的中法水務剛剛獲得了一個“中國水業十大影響力企業”獎項。但到截稿為止，也未收到回應。在這個風口浪尖，這兩家法國環境巨頭都選擇了沉默。

　　“外資、供水”，聯系起來就是新聞點。但事實上，此次事件中的蘭州威立雅并非外資企業，實屬蘭州市國資委占55%股權的國有控股企業。

　　而蘭州事件的關鍵也不在于此。目前蘭州供水系統基礎設施老舊、風險防控機制差的局面，是一杯地方政府與企業共同釀制的苦酒。

　　時至今日再去看當時就引發諸多爭議的蘭州水務合資模式，可以給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合資前的蘭州供水面臨的是年久失修的管道需要大量投資，以及10億元的貸款需要償還。威立雅“投其所好”，以3倍的高價收購股權。

　　注資方的信心來自于對水價提升和業務擴展的樂觀預期，特別是在水價上調上獲得了政府的承諾。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高估了中國供水行業市場化的開放和完善程度。

　　而背上了沉重資本壓力的合資公司，在一次“全國矚目”的提價后，才剛剛結束虧損。當初“說好”的先進技術、生產管理和運營理念，并沒有施展的空間與可能。

　　威立雅作為全球頂尖的水務服務商，實行以資本換市場的戰略，高估了水務市場的開放程度和政府履行市場定價的決心；地方政府為了融資而非引進先進理念提升運營水平，以為市場化可以代替政府責任。雙方的錯位使得設想由強強聯手演變成了尷尬的雙輸。

　　市場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地方水務改制中目前出現的問題，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對市場化的誤讀；無論姓公姓私，安全和效率都是對供水行業的要求

　　在有關蘭州事件的討論中，有相當數量的專家將矛頭指向了市場化。他們認為在供水領域，由于存在天然的壟斷，無法開展充分的市場競爭。“飲水安全應由政府主導，完全市場化帶來一些企業無法解決的問題。”有分析機構甚至斷言，蘭州事件將使松動的供水領域市場化改革再度停滯。

　　在政策層的直接推動下，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改革已經開展10余年。同為水務領域的城市污水處理，已經在BOT等模式下取得了極為迅猛的發展。但在供水行業，前景仍然不甚明朗。

　　供水領域市場化是個頗為復雜且極具爭議的問題。即使在供水行業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一位水務公司老總就曾告訴記者，自來水屬于公共產品，供水本質上是公共服務，除了法國，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的成功先例。在日本、美國等國，供水還屬于政府行為。

　　爭議一直在持續，但當前有兩個問題是確定無疑的。

　　其一，在市政公用領域，市場化永遠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地方水務改制中目前出現的問題，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對市場化的誤讀。

　　無論政府和企業以何種模式進行合作，本質上改變不了市政公共基礎設施需要資金投入以維持建設和運營的社會公益屬性。從發達國家經驗看，供水、排水等基礎設施由政府投入，其所需資金來源于水資源費和相關企業繳納的稅金和城市公用事業附加費。但近年來國內不少地方政府將水務改制、供水企業改組看成財政甩包袱甚至是融資工具。

　　有些地方在招標時不僅要求高溢價，還要求重組后企業自負盈虧。在本該地方財政投入的水源地保護及管網建設、改造等領域長期缺位，這是造成監管不力、基礎建設滯后、保障工作不到位的根本原因。

　　地方政府在市政領域改制中對資本的過度要求，不僅發生在與國外企業的合作中，也有國企、民企的案例。對此，威立雅水務集團中國區副總裁黃曉軍在今年“兩會”期間就曾委婉表示，希望政府和企業的合作能回歸到本源，即政府不要將融資功能更多交給企業承擔，而是要注重發揮其在專業上的特長。

　　其二，無論姓公姓私，安全和效率都是對供水行業的基本要求。公眾環境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就在微博上評論說，公營同樣存在問題，都需要強化監管和社會監督。

　　此前一項調查顯示，很多城鎮供水水質超標情況嚴峻，達標情況并不樂觀，涉及的水企中，不乏國有企業。

　　一方面，對特許經營企業，地方政府有著監管、制約的能力和手段。記者了解到，政府有依法收回特許經營權的權力，也有動用特許經營企業保證金的權力。地方政府應當通過法律法規，要求供水企業成本、水質公開，同時引入第三方檢測機制，加大社會監督力度。

　　另一方面，對于人員冗余、管理落后的供水企業，也不能任其頂著國字招牌而不思改進，引入先進生產、管理、考核模式也尤為緊迫。

　　如何保障飲水安全？

　　市場失靈時政府應當頂上，加大對水務事業的公共性財政支出是合理且必要的

　　2012年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由于水價改革不到位，有30%的城市自來水廠虧損，缺乏資金進行技術改造、維修、護理。對此，專家指出，要完善水價定價、調整機制，建立反映資源價值的供水價格體系。這是理順我國城市供水體制的核心問題之一。

　　當前，水價上調、階梯水價等正在各地陸續開展。但要獲得公眾的廣泛理解和認可，就要通過制度確保水務收入的透明度，將上浮收入切實用在改善服務和水質上，而非供養冗員和彌補虧空。

　　丹麥的自來水水價折合人民幣55元一噸，其大量收入用于水質監測、管道維護和水源保護上。打開水龍頭就是優質直飲水，錢花在看得見的服務和品質上。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財政在改善供水行業基礎設施、保證水源安全方面不能缺位。

　　按照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九成以上的供水廠面臨必須重建或升級改造的局面，并涉及市區供水管網和二次供水等諸多環節，平均每家水企僅是改造費用就需要投入近億元，很多企業無力承擔。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相關負責人指出，自2003年市政公用事業引入市場化機制后，即使水價提高也難以改變社會征收水費總額少于水務設施建設運轉費用的現實，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內兩者也未必能夠實現盈虧平衡，差額只能來自于各級財政資金。

　　他表示，公眾通過向城市政府繳納稅費，已承擔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義務，政府有責任將征收的稅費用于城市供水和垃圾處理等城市公用基礎設施的建設維護。但當前多數城市政府仍要求供水企業自籌資金進行城市新水源地開發建設、供水管網建設與增能改造投入等。建議地方政府財政、發展改革（價格）等部門應從地方財政預算中按一定比例固定城市基礎設施的補貼資金。

中國環境報 陳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