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12期《環保產業》

隨著大氣、水、土壤治理計劃即將陸續出臺實施，大規模環保投入的時代已經來臨。向污染全面宣戰，錢從哪里來的問題從未如此緊迫。

日前，環境保護部門正在醞釀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質推進。筆者獲悉，根據內部的相關任務分解，排污權交易、投融資體制改革、監測社會化等熱點話題預計將會在2014年內有所進展。

環境資源、環境投入、環境管理都將借助市場化的力量，這無疑將給環保工作和產業發展帶來深刻變化。筆者欣喜于改革紅利繼續釋放的同時，也希望環保部門在進行上述創新時，不要“閉門造車”，而是要多吸取國外的經驗及教訓，多聽取廣大產業界的心聲和意見，以更大的魄力，更加科學的設計，切實推進改革。

排污權交易，排污許可、監督管理等基礎要打牢

據一份內部文件透露，環境主管部門希望加快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激勵約束機制，促進企業治污，降低社會減排成本。

其實，關于排污權交易，環保系統“蓄謀”已久。早在2007年左右，就開始了相關的地方試點工作。截止目前，我國已有10個省市先后開展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包括國家發改委、環保部、財政部在內的相關部委也一直在醞釀試點指導意見。

回顧美國的二氧化硫減排，其通過排污權交易的政策設計和實踐，減排量大、時間縮短，更重要的是，成本得到了極大優化。但我國的試點工作顯然更多地將目標放在了如何在保障總量控制的宏觀政策下為新建項目取得排放指標上。

從嚴格意義上講，國內試點省市，無論是對新老項目的排污權有償使用還是對新項目須通過競價獲得排污權指標的舉措，本質上都還屬于排污指標的有償分配，企業間的市場交易還沒有真正展開，且大部分交易價格采取政府調控的生成方式。

而我國試點地區在一開始并沒有進行系統的排污指標分配，目前所謂的排污權交易，涉及的指標在數量上非常有限，絕大多數來自于關停并轉和政府預留部分，供求也極不平衡，難以形成市場價格。

從國際實踐來看，無論是美國的二氧化硫還是國際上的二氧化碳，排污權交易成功的實踐目前都局限于大氣污染物排放領域。這與其污染源生產、排放特點等密切相關。而國內試點則大多已擴展至七項污染物，事實上卻并沒有做好相關研究工作，這種“平行復制”的模式勢必存在許多問題。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排污權交易的實施要建立在以下基礎上：首先是排污權的系統分配和確權，這涉及到排污許可制度的全面科學落實；其次是與環境質量相關的、地區層面嚴格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削減；最后是嚴格準確的監測、計量和監管。

上述這些工作都對現行環境管理的“軟硬件”建設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特別是排污權交易的基礎性制度設計與排污許可制度，至今尚無可操作的政策落實，且已在前期的地方試點中飽受“詬病”，這或許是較建設國家級交易中心更為緊迫的事。

環保投融資機制改革，關鍵在于政策資金正確發揮杠桿效用

環境保護部規財司相關負責人指出，隨著大氣、水、土壤治理計劃即將陸續出臺實施，大規模環保投入的時代已經來臨。向污染全面宣戰，錢從哪里來的問題從未如此緊迫。

眼下，從中央到環境主管部門，都希望通過健全環保投融資機制，吸引社會資本進入生態環境保護，創新和加強政府環保投資，研究解決投入不足、效率不高等問題。這也是環境保護部今年啟動的生態環保管理改革創新的重要內容。

筆者獲悉，相關政策研究項目已經“開題”。內容將包括建立環保投融資項目信息平臺，環保投融資咨詢服務試點等，研究建立環境保護基金的提法已經在業內引發反響。

相關負責人向記者透露，在政策思路設計方面，需要回答兩個問題：一是財政投入的效率如何足額落實？如何提高效率？；二是怎么吸引大量社會資本進入生態環境保護領域？

從當前的提法看，從中央到地方都將注意力放在了后者。但筆者認為，事實上，這兩個問題有著高度相關性，即財政投入只有發揮杠桿作用，吸引社會資本，才能實現其政策資金應有的效率。

業內專家表示，政策資金在大規模環境治理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發達國家在其治理高峰期，也由國家進行了大量的投入，但沒有采取撥款的形式。

對于大氣治理，國家陸續投入大量資金，然而許多業內企業家并不感到特別高興，他們表示，環境治理是持久戰，需要長期、穩定、持續的資金投入；同時，即使是政府資金投入，也應該更多使用市場化的機制。

環境商會近年來一直在呼吁將國家層面分散在各個“口”的環保資金，整合成立環境基金。支持對象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治污項目和企業；治污形式不是直接撥款，而是以運營補貼、貼息，提供低息或無息貸款等方式，并讓資金可以滾動起來，持續發揮作用。

相同數額的資金，使用方式、環節的不同將產生非常顯著的差異。比如，中央劃撥一億元資金支持地方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傳統方式是地方政府用這筆錢招標工程，直接建設污水處理廠。那么，因為后續地方財政的不確定性，不一定能夠保證設施的持續穩定運營，而且新建污水廠同樣面臨著資金來源的問題。

但如果換個思路，將這筆錢作為運營補貼基金，吸引企業投入建廠運營，而且要保證穩定運行、切實減排才能拿到錢。那么，同樣的一億元，可以分年度或者分散支出，不僅有效緩解了地方政府的資金壓力，而且大幅優化了減排效果，同時，大量的社會資本得以進入。

地方政府資金壓力、環境治理、環保產業的“三贏”，這是科學政策設計能夠帶來的效果，這在發達國家已經得到了驗證。在其中，政策資金沒有越俎代庖，直接去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而是重點發揮風險保障作用，有效消除社會資本的后顧之憂，為其進入創造了暢通渠道。

筆者相信，天生逐利的資本不會因為政策層的吆喝而進入生態環保領域。因此，在環保投融資政策設計時，應當首先摸清楚資本與環保之間的“玻璃門”在哪里，政策和政策性的投入可以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再對現有體系進行重新規劃和梳理。與此同時，要多聽環保產業界的意見，而不是將政策研究局限于環保部門系統內。

環境監測社會化改革 自己動手更需決心

據悉，環保系統將通過培育和引導社會環境檢測力量，促進社會環境檢測機構規范運行，積極穩妥地推進環境監測社會化，有效服務環境管理。

鼓勵社會化監測服務發展，屬于“自下而上”的改革。此前，在山東、四川、江蘇、云南等地已經開展了相關實踐。有些是地方政府向企業購買監測服務，有些是地方政府還聘請了第三方監測企業，對購買監測服務進行監督性監測，這已和發達國家做法接近。

其中，研究制定推進環境監測社會化的指導性意見將被提上日程，屆時一些操作性問題將得到明確和規范。比如，現有監測工作領域引入社會化服務的范圍，政府購買監測服務的方式、定價和質量標準，社會化檢測機構能力認定辦法和日常監管機制，信息公開等。

另外，現有由國家投入建設管理的環境監測設施如何實現社會化運營，也將是下一步探索的方向。在探索國家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直管站第三方運行維護模式方面，環保部門將研究制定第三方運行管理辦法和質控管理辦法，其后將進行相關選址和論證，并通過組織招投標來確定服務企業。

從某種意義上，監測社會化服務的政策機制創新具備更加鮮明的改革意味。將自身職權逐步讓渡，屬于環保部門自己“動刀割肉”，因而在地方實踐時，就遭遇了來自系統內部的爭議和阻力。但據筆者了解，這項改革已經得到了環境主管部門決策層的認可，加上地方實踐已小有所成，因此推廣已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