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氣循環” - 也稱“商業周期”（Business cycle）這是熊彼特最常為后人引用的經濟學主張。根據其說法，類似“景氣循環”的主張早在19世紀的1830年代就被英國經濟學家圖克（Thomas Tooke）采用其時代的經濟學術語提出過了，后來在重要的經濟學家著作中也都約略地提到過這個概念，比如在李嘉圖、馬歇爾、龐巴維克跟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熊彼特認為自己只不過是將景氣循環的定義與作用給明確地展示出來之人而已。

哈佛大學

“創新”（Innovation) - 將原始生產要素重新排列組合為新的生產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個經濟過程。在熊彼特經濟模型中，能夠成功“創新”的人便能夠擺脫利潤遞減的困境而生存下來，那些不能夠成功地重新組合生產要素之人會最先被市場淘汰 [3]  。

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熊彼特采用他那德國歷史學派的老成語調提出了他對于民主理論的觀察。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關于民主的現代定

義：“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 [7] 。”他認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競爭獲取權力和人民選擇政治領袖的過程。民主的實質在于一種競爭的選舉過程。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權力，實施統治，但其合法性來自于人民的選擇。熊彼特還將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相提并論。他認為，在民主的政治市場中，政治家根據選民的偏好提供政治綱領和政策在大選中自由競爭，爭奪選民的選票。
熊彼特的民主定義標志著民主理論由人民直接統治的古典民主向現代的選舉民主的重大轉變。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直接采用了熊彼特關于民主的定義，認為民主就是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的政體，并以此作為衡量民主的標準 [7]  。

被譽為“現代企業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一向承認其深受熊彼特的影響。

熊皮特影響

他與熊彼特同樣強調企業家在“繁榮”這個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資本家更為關鍵，并且改良了熊彼特對于菁英的看法，更多于強調菁英份子的社會責任。另外他也同意“創新”便是生產要素的重新排列，且更深入的剖析了創新的價值。此外在他對于“泡沫經濟”的觀察中也可看出很明顯的熊彼特學說影響。1931年熊彼特訪問日本并做了三場對經濟系學生的演說，此行后對日本文明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這三場演說后來證實為熊彼特在日本青年經濟學者心中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有幾位當時坐在臺下的學生后來成為熊彼特學說在日本的宣傳人。回到美國后的熊彼特也對于哈佛大學經濟學系中幾位來自日本的留學生特別關愛。其終生都很欣賞日本文化。就是因為其對日本文化的友善態度并這幾位學生畢生對老師的推崇，使得熊彼特在日本的知名度高過其在亞洲其他國家。這幾位熊彼特在日本的推崇者是中山伊知郎（波昂大學時期學生）、東畑精一（同前）、都留重人（哈佛大學時期學生）、高田保馬（聽講時已是經濟學者）。這些人又影響了后一代的經濟學家如塩野谷祐一與根井雅弘，其中塩野谷祐一是日本公認的熊彼特研究權威。

參考資料

• 1.  被重新發現的熊彼特  ．人民網[引用日期2015-11-03]
• 2.  學者稱李克強是熊彼特的粉絲：相信創新的力量  ．新浪財經[引用日期2015-11-03]
• 3.  熊彼特-人物頻道  ．和訊網[引用日期2015-11-03]
• 4.  什么是“熊彼特創新”  ．和訊網[引用日期2015-11-03]
• 5.  新華網評：創業創新事關全民全局   ．新華網[引用日期2015-11-03]
• 6.  人民網  ．李義平：創新與經濟發展 ——重讀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引用日期2015-11-03]
• 7.  精英民主與多元民主  ．人民網[引用日期2015-11-03]

熊彼特創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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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認為，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要把一種從來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就是這種不斷創新的結果；而這種“新組合”的目的是獲得潛在的利潤，即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正是起因于創新過程的非連續性和非均衡性，不同的創新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由此形成時間各一的經濟周期；資本主義只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靜止的，也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當經濟進步使得創新活動本身降為“例行事物”時，企業家將隨著創新職能減弱，投資機會減少而消亡，資本主義不能再存在下去，社會將自動地、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當然，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具有本質性的區別。因此，他提出，“創新”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沒有“創新”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

熊彼特創新理論

第一，創新是生產過程中內生的。他說：“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并非從外部強加于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盡管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變化，能夠導致經濟生活的變化，但這并不是唯一的經濟變化；還有另一種經濟變化，它是不能用從外部加于數據的影響來說明的，它是從體系內部發生的。這種變化是那么多的重要經濟現象的原因，所以，為它建立一種理論似乎是值得的。這種另一種經濟變化就是“創新”。

熊彼特創新理論

第五，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定。熊彼特力圖引入創新概念以便從機制上解釋經濟發展。他認為，可以把經濟區分為“增長”與“發展”兩種情況。所謂經濟增長，如果是由人口和資本的增長所導致的，并不能稱作發展。“因為它沒有產生在質上是新的現象，而只有同一種適應過程，像在自然數據中的變化一樣。”“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干擾，它永遠在改變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我們的發展理論，只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和伴隨它的過程的論述。”所以，“我們所說的發展，可以定義為執行新的組合。”這就是說，發展是經濟循環流轉過程的中斷，也就是實現了創新，創新是發展的本質規定。

熊彼特創新理論

作者 ｜ 慈玉鵬

來源 ｜《管理學家:實踐版》

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

----大衛·休謨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經濟學家而不是管理學家，但他提出的創新理論，卻在管理學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1983年，為了紀念熊彼特誕辰100周年，管理學的泰斗彼得·德魯克撰文，將熊彼特比做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認為“他有大智慧”，必將“永垂不朽”。的確，現在看來，圍繞著熊彼特的是數不清的榮譽和光環，然而，在他生前卻沒有如此榮光。正如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所言：“伴隨著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而來的始終是一種悲情與孤寂，他的理論（主要是創造性毀滅理論）在其去世多年后才為世人所接受與推崇，其‘經濟財富守護神’的盛名與匆忙的一生相比，也顯得姍姍來遲，步履蹣跚。”那么，在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成就的背后，有著怎樣鮮為人知的故事呢？熊彼特又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呢？在一篇未曾發表的自傳性小說的開頭，熊彼特寫道：“請把我放在這樣的背景中去看！否則將很難理解我所描寫的一切。想要了解一個人，他的民族和他所生長的社會背景是關鍵。”

在經濟學歷史上，1883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這一年的2月8日，約瑟夫·熊彼特出生；6月5日，約翰·凱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凱恩斯兩人后來的際遇和影響，不由讓人發出“一時瑜亮”的感嘆。同年3月14日，卡爾·馬克思逝世，這又預示著經濟學界老一代的謝幕和新一代的出場，歷史往往就是由這些偶合改變的。也是在這一年，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創始人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出版了《經濟學方法論探究》（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nomics），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代表的德國新歷史學派展開了經濟學史上著名的“方法論論戰”。一定意義上，馬克思、門格爾、施穆勒三人，構成了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學術背景和研究前提，而與他同齡的凱恩斯，則是了解熊彼特的一個絕妙的參照。

約瑟夫·熊彼特生于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的特里希市（Triesch, 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國境內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處）的一個天主教中產階級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擔任特里希市長一職，19世紀30年代早期，約瑟夫的曾祖父創辦了當地第一家紡織廠，引發了特里希的工業化進程，此后，約瑟夫的祖父和父親先后繼承了該廠的所有權，由于經營有方，該廠一直生意興隆。這一家三代，無疑就是后來熊彼特描述的“企業家”原型。他的母親喬安娜（Johanna Schumpeter）出生于醫生世家，約瑟夫的外公時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醫院的院長。

這一家庭在當時的奧匈帝國具有代表性，他們家境殷實，能夠博得周圍人們的羨慕，然而卻很難進入社會上層。帝國社會崇拜的是貴族，人們對名字中是否帶有馮（von）和被別人尊稱為“閣下”是極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親喬安娜不甘于現狀，一直夢想著更上一層樓，躋身于貴族階層。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年1月14日，在一次狩獵事故中，約瑟夫年僅31歲的父親意外死亡。此時熊彼特還不滿4周歲，母親也剛滿25周歲。禍不單行，喬安娜的父母也隨后雙雙去世，一連串的打擊，反而更加激發了喬安娜翹首期盼進入上層社會的意志，這位堅強的母親，把對丈夫的期望全部轉移到兒子身上。為此，她反復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輸這樣一種信念：“你應該成功！你應該成為貴族社會的一員！”可以說，喬安娜這種出人頭地的強烈渴望，塑造了約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為日后約瑟夫忘我工作的動力之一。

進入上流社會離不開良好的教育，1888年10月，母子倆搬到了位于維也納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約瑟夫·熊彼特進入格拉茨公民小學就讀。在母親的督導下，約瑟夫的拉丁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進步迅速，為日后學習打下了堅實基礎。也許是為了讓兒子有資格、有條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年9月9日，32歲的喬安娜同比自己年長33歲的奧匈帝國陸軍副元帥西格蒙德·馮·凱勒（Sigmund von Keler）結婚，由于繼父的貴族身份，約瑟夫·熊彼特得以進入特蕾西婭人文中學讀書。這所中學是赫赫有名的瑪莉亞·特蕾西婭女王（Maria Theresia）于1747年創辦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奧地利國王、匈牙利國王和波西米亞國王三個頭銜，這個學校就是女王為了推行她的開明專制改革、培養有學識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員而舉辦的，是貴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來奧匈帝國大多數有影響有地位的人，幾乎都在該校讀過書。對于喬安娜而言，約瑟夫能夠進入特蕾西婭人文中學，猶如打開了一扇通往上層社會的大門，從此，兒子輝煌的未來不再是夢。

熊彼特在特蕾西婭人文中學的課程主要有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地理、文學、自然科學和歷史。這個學校不僅課業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臘語課程的教材是關于亞里士多德的讀本。這些課程，對一般學生的難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語基礎較好，再加上天資聰穎以及母親的嚴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著優異的學習成績。因為學有余力，他還開始閱讀社會學、哲學、建筑學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學旁聽感興趣的課程。

1901年，熊彼特從特蕾西婭人文中學順利畢業。這8年的“準貴族”學習經歷，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這里從少年轉變成了青年，性格逐漸定型，積淀了日后進行學術研究的基礎。某種意義上，扎實的語言功底，為他日后從事研究工作創造了便利條件；優異的學業成績，助長了他的桀驁不馴；貴族公子云集的環境熏陶，養成了他的風流倜儻；母親的期望，種下了他自我奮斗的不竭動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產階級的殘酷現實，造就了他內心深處無法驅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貴族子弟中他明顯屬于異類；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紈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與自卑情結的交織，伴隨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學畢業后，同大多數出身貴族的同學不同，熊彼特申請攻讀維也納大學法學和政治學學位。這是因為他認識到，奧匈帝國是講門第的，盡管他有優異的成績，也養成了貴族式的舉止習慣，但由于自己出身中產階級，若選擇仕途或進入軍界，很難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親喬安娜看來，屈居人后是難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學術道路。雖然在后來的學術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強調理論的純學術性，反對學術過于現實化，以一個超俗脫凡的純學者自居，但考慮到熊彼特以后闖蕩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實，筆者認為，此時他選擇學術道路，肯定帶有一定程度的無奈和功利。

世紀之交的維也納，是世界上當之無愧的學術之都、藝術之都，而維也納大學，則是這個學術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進入維也納大學時，由門格爾開創的奧地利經濟學，歷經“方法論論戰”的洗禮，經由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和龐巴維克（Eugen Bohm- Bawerk）的繼承發展，已經蔚然成型，成為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匹敵的理論體系。由于熊彼特選擇攻讀法學和政治學學位，所以進入大學的第一學年他并沒有過多關注經濟學。從第二學年開始，他被經濟學吸引，并創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學術論文（統計學方面），這可以視為他日后強調經濟學要注重應用統計學知識的濫觴。

隨后幾年的大學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華橫溢、勤奮刻苦的學生，為了鉆研一個理論問題，可以整日待在圖書館中，廢寢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無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兒”，在教授和同學們面前夸夸其談。為了滿足談資，他會在私下花費大量時間充實自己的腦子。這種似乎是為了炫耀，或者是為了掩飾什么的“兩面性”，正是中學時代貴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時的熊彼特，吃飯總要去最高檔的餐廳，點最貴的紅酒，穿著必定考究，言談必定高傲。由于人長得帥氣，能討女生喜歡，還得到了“風流多情”的評價。

大學最后一學年，熊彼特參加了龐巴維克主持的討論課，一同參加的同學包括奧托·鮑爾（Otto Bauer）、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路德維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爾·萊德勒（Emil Lederer）等。這幾位后來都名聞遐邇。鮑爾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后來成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米塞斯則得到龐巴維克真傳，堅持自由競爭和憲政民主，成為奧地利學派的第三代掌門人。為了激發學生的熱情，龐巴維克選取“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討論的主題，如此一來，龐巴維克、米塞斯為一方，鮑爾、希法亭為另一方，課堂就成了辯論場。而熊彼特在這種辯論中最為特殊，他擺出一副超然姿態，一會兒代表這一方，一會兒又為另一方辯護，在雙方之間不停地轉換立場。對于熊彼特來說，立場是次要的，顯示出自己的與眾不同才是重要的；觀點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縝密才是重要的。這一點，在熊彼特后來的經歷中也不斷有所表現。

受教于世界頂級的經濟學家，同未來世界上的一流學者朝夕相處，并與他們進行知識上的交鋒，使熊彼特領略到了經濟學的無窮魅力，享受到讓無數人羨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年2月16日，熊彼特獲得維也納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順利畢業。為了開拓視野，增長見識，他隨即開始橫跨亞非歐的游歷。舟車勞頓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獨特的風格演繹著屬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積極投入學術活動，在柏林參加施穆勒的經濟學討論課，在法國參觀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學，在倫敦拜會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并開始構思自己的處女作—《理論經濟學的本質與精髓》（The Nature and Essence Theoretical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講氣派，住豪宅，騎高頭大馬，頻頻出入上層社交場合，結交各界名流。此時的熊彼特，頗有些志得意滿，他曾對人戲言說，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標：做維也納最完美的情人、歐洲最出色的騎手、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1907年，才華橫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國女子格拉迪絲·西維爾（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兩人隨即陷入熱戀， 11月5日，熊彼特和西維爾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雖然美好，卻因兩人聚少離多，感情日漸淡薄，隨著兩人雙雙出現外遇，這段婚姻后來變得有名無實。

游歷結束后，在老師龐巴維克的推薦下，熊彼特到切爾諾維茨（Czernowitz）大學任教。切爾諾維茨是個距離俄國邊境只有幾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屬烏克蘭），但熊彼特初出茅廬，意氣奮發，桀驁不馴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頭疼不已。官方開學集會，所有教師都正裝按時到會，唯有他一人遲到而且還穿著馬褲獵裝，院長指責他，他反而對院長說，會議時間同他的騎馬時間沖突，干脆調整會議時間來適應他。再如，因為檔案管理員不允許學生自由查閱檔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員進行決斗。雖然生活上放蕩不羈，但是他在學術研究上卻成果迭出。1911年，《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順利出版。在這本書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創新理論”，認為創新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企業家是資本主義的靈魂人物，創新與企業家共同決定了資本主義的興衰和經濟發展的周期。該書出版之后，好評如潮，熊彼特一舉成名。1911年，他申請格拉茨大學的教授席位，然而，這個學校的聘任委員會反感他的言行與狂放，對他的學術成就不認賬。最后，憑借龐巴維克的推薦和政府的干預，由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茲·約瑟夫在胡浮堡皇宮親自接見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學教授頭銜，從此，熊彼特成為了“整個奧地利最年輕的經濟學教授”。

對熊彼特最大的教訓來自于格拉茨大學學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來到這個學校的第二年，學生們對他的不滿爆發出來，指責熊彼特的課程難度太大，書目太多，分數太低，講課內容太亂。學生們把熊彼特趕出教室，還要求校方換人。騷亂持續了三星期，驚動了州長和教育部。經過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顯的改變。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雖然熊彼特得以免除軍役，但奧地利已經難以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自1916年開始，熊彼特逐漸走出書齋，介入政治活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失敗而告終，奧匈帝國解體為奧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積極奔走，再加上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鮑爾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薦以及形勢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國社會化委員會經濟顧問和奧地利共和國的財政部長。這時的熊彼特，僅僅36歲，可謂前途無量。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在熊彼特人生的這段巔峰時期，他的性格弱點也全都暴露了出來。熊彼特的血液里，沒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別人看起來相當好的從政經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經濟發展理論》中，他強調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的重要性，這無疑同社會民主黨人主張的“社會化”政策格格不入。經濟領域中的社會化，是指把生產資料由私有轉化為社會所有。這種政策違背熊彼特的學術邏輯，但卻在戰后具有應急性質，所以，在德國社會化委員會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張迅速、全面地推進社會化。對此，他對那些詫異者給出的解釋是：“當有人想要自殺的時候，最好留個醫生在他身邊。”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顯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圓滑，在同事們中間難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對當時國內一片混亂的經濟形勢，作為財政部長，熊彼特呼吁國民多多儲蓄，勒緊腰帶過日子，而他自己卻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華酒店里有一間套房，甚至還養著幾匹寶馬。通觀上述種種，熊彼特為人詬病自然在所難免，不得不辭職。

1919年10月份，熊彼特不再擔任財政部長一職，開始進入商界冒險。1921年7月，鑒于熊彼特前任財政部長的身份以及經濟學教授的頭銜，奧地利的彼得曼銀行（Biedermann Bank）邀請他擔任行長，并且待遇豐厚，以換取政府對這個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的許可。對熊彼特而言，這正中下懷，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續，另一方面自己的經濟學知識有了用武之地。不過，銀行只是想用他的名頭，并不給他決策權，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場的投機上。開始，熊彼特運氣不錯，財源滾滾，于是，他更加趾高氣揚，生活越來越奢侈，甚至完全無視世人的目光。據說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輛馬車，懷擁兩個妓女招搖過市！還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過一段時間的妓女，自稱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處宣揚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這種富貴終屬黃粱一夢，他給一個特蕾西婭中學同窗的騙子提供擔保，使他幾乎破產。1924年，奧地利發生經濟危機，他在股市的投資也血本無歸。9月11日，熊彼特被瀕臨破產而改組的彼得曼銀行辭退，進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階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積蓄用來償債，即使這樣，徹底還清債務，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時間。

鎩羽而歸，熊彼特不得不重操舊業。1925年10月15日，他被獲準進入德國波恩大學公共財政學院擔任教授。熊彼特的到來，在德國經濟學術圈引起不小的轟動，一位后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學生寫道：“在波恩，讓熊彼特授課的想法對經濟學的學術世界是引起轟動的事情。幾十年來這是第一次，德國大學重新講授經濟理論。……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波恩成為來自世界各地經濟學家的麥加。”除授課、研究經濟理論之外，熊彼特還要撰寫大量迎合公眾口味的時評短文，以賺取外快，因為他還欠著一屁股債。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絕不會勒緊腰帶過日子。他的身邊從來不缺少女人，就在成為波恩大學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輕20歲的安娜·萊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結婚。此時的熊彼特，可謂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違的寧靜。為了不讓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國皇帝年輕時曾經住過的房子。很快，安妮懷孕了，這對新婚夫婦翹首盼望著新生命的誕生。

時間不知不覺到了1926年，當一切似乎正在好轉的時候，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6月22日，65歲的母親喬安娜因動脈硬化在維也納去世。自從4歲始，熊彼特就與母親相依為命，無論何時，母親都是他的信心來源和精神支撐，不論政界失意，還是投資縮水，都不會使熊彼特氣餒，只要他的母親在，斗志就在。如今，母親已逝，熊彼特在世上惟一的親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連陰雨，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8月3日，安妮因產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來得及取名的兒子，也在出生3小時45分鐘之后夭折。遭受一連串的打擊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幾近崩潰，當天晚上，他寫道：“我可憐的、心愛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許應受許多懲罰，但不應該受這種懲罰。”妻兒去世后，熊彼特將他們安葬在離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爾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買了一對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夠葬在安妮身邊。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獨自一人到妻兒墓前獻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則掛著妻子和兒子的遺像。安妮自己的房間，一點都沒有變動，甚至她的衣服仍舊掛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發現了她的一本日記，從此開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這個習慣，他終生都沒有改變。

為了排遣心靈上的苦痛，熊彼特試圖通過發狂的工作來暫時忘卻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發表了15篇文章和5篇書評。此外，朋友們的無私幫助，也讓他逐漸從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經濟學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學邀請，在馬薩諸塞的劍橋鎮教了一個學年的經濟學課程。這一個學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對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時，熊彼特已經從傷痛中恢復，但他依然每天會到妻兒墓前獻上一支玫瑰。在隨后的幾年中，熊彼特重訪哈佛，并且接受神戶大學邀請到日本講學。這段經歷，使他對日本產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對日本經濟學界產生了持久影響，由于他強調要研究數理經濟學，“以至于今天一些最為出色的數理經濟學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橋大學仍保留著一座“熊彼特教授圖書館”。

1932年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學的邀請，正式成為該校的經濟學教授。熊彼特的到來，為哈佛經濟學院注入了巨大活力。他儼然是經濟學術圈中的“企業家”，在他的帶領下，哈佛大學經濟學院的學術水平煥發了勃勃生機，聚集了號稱“熊彼特之七賢會”的一批青年經濟學家，包括愛德華·梅森、愛德華·張伯倫、華西里·列昂惕夫（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奧佛頓·泰勒。他還培養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學生，包括弗里茨·馬克盧普、羅伯特·海伯納、保羅·斯威齊、保羅·薩繆爾森（獲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都留重人、艾爾弗雷德·錢德勒等等。正是從熊彼特開始，哈佛大學經濟學院進入了歷史上的輝煌年代。

繁重的教學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沒有停止理論研究工作。經過近十年的思考和寫作，1938年12月，《經濟周期：資本主義過程之理論的、歷史的和統計的分析》（Business Cycles: A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終于殺青并出版，在這部兩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獨特的視角，對經濟大蕭條提出了迥異于凱恩斯的觀點和解決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國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的爆發使熊彼特郁郁寡歡，因為奧地利是他的故鄉，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園。為了將自己的注意力從戰爭中轉移開，他開始撰寫“小雜文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年出版之后，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書卻受到廣泛好評，成為暢銷書。隨后，熊彼特開始撰寫《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Analysis），直至去世，該書仍未殺青，最終由其遺孀伊麗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編輯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時，伊麗莎白也已因積勞成疾去世兩年了。

承受了政壇和商界的折磨，經過了母親、妻兒去世的打擊，熊彼特依然在同命運進行抗爭。在風格上，他依舊是那個貴族氣息濃郁的教授，每次上課都踏著最后一分鐘準時出現在門口，“優雅地脫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擱到一邊，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脫下手套……”感情生活上，雖然他對母親和妻子的思念一點都沒有減少，而且一直保持著摘抄安妮日記的習慣，然而，他身邊不乏年輕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婭成為他實際上的情人，兩人的這種關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終因熊彼特移居美國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邊同樣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討論課上認識的女博士莫麗，也成為熊彼特的摯友。

不知不覺，熊彼特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他日益厭煩了無所拘束的單身漢生活，渴望有一個寧靜的居所，能夠讓他“一心只讀圣賢書”。而此時，有一個女人，恰恰能夠給予熊彼特這些，她就是伊麗莎白·布迪·法魯斯奇。1937年8月16日，54歲的新郎和39歲的新娘在紐約的一所新教教堂舉行了婚禮，而這位曾經的“浪蕩貴族公子哥兒”，隨后迎來了自己在學術上的第二個高產期。

1950年1月8日，熊彼特因動脈硬化去世，享年66歲。縱觀熊彼特的一生，傳記作者羅伯特·艾倫（Robert Allen）曾說：“矛盾、失敗、災難和失望是熊彼特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音符。他過著一種矛盾的生活，從事著一種矛盾的事業。他思考著矛盾的思想，寫著充滿矛盾的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這一失敗的事業作為整體卻是一種成功。”\\
來源：管理學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