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低碳循環理念的實踐——以優化處理生活垃圾為例
[摘要]生活垃圾綠色低碳循環處理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和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體現，符合我國生活垃圾量大且持續增長的國情。從綠色低碳循環角度看，我國存在著生活垃圾分類推進緩慢、垃圾焚燒比例偏高、餐廚垃圾資源化利用滯后等問題。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應適時調整生活垃圾處理理念和政策，逐步減少有機垃圾焚燒，在土地、人才、科研投入和財稅補貼等方面向堆肥等綠色低碳循環方式傾斜，制定垃圾減量目標，探索城鄉有別的垃圾處理模式。
[關鍵詞]生態文明；新發展理念；綠色低碳循環；鄰避效應；餐廚垃圾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7453（2022）11-0062-09
生活垃圾處理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中最基礎性工作和最需要攻克的難題之一。[1]生活垃圾處理是政府關注焦點之一。“全面建設垃圾處理處置等環境基礎設施”被列入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近期國家出臺的多項文件都對生活垃圾處理提出了明確要求。如《國務院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在“流通體系”“消費體系”“基礎設施”“政策體系”部分都對生活垃圾處理做出了明確規定；《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指出“大力推進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施方案》提出“優化生活垃圾處理處置方式”。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那么，從綠色低碳循環的角度來看，我國生活垃圾處理存在哪些問題，如何進一步優化垃圾處理方式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本文通過歷史縱向和國際橫向分析提出應對措施，對我國生活垃圾實現綠色低碳循環處理提供了對策參考。
一、生活垃圾綠色低碳循環處理的理論邏輯和現實背景
（一）綠色低碳循環是新發展理念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理念。“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問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是當今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發展領域，我國在這方面的潛力相當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2]。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講話指出，“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是改變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使資源、生產、消費等要素相匹配相適應，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統一、人與自然和諧共處”。[3]
綠色發展通常作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簡稱。從狹義角度講，“綠色”著眼于污染治理，強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從對立走向統一；“低碳”強調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及化石能源消耗逐步脫鉤；“循環”以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廢舊產品的再利用、廢棄物的再循環為基本原則。[4]由于“綠色”具有很強的通俗性和形象性，后來逐漸形成了覆蓋循環、低碳發展的廣義綠色發展概念，指以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能源低碳型生產生活方式為核心的發展理念和模式。[5]因此，可以說綠色低碳循環思想連接著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組成部分。
生活垃圾處理消納了固體廢物，但是處理過程可能產生廢氣（惡臭、顆粒物等）、廢水（滲濾液）、固廢（爐渣、飛灰等）和溫室氣體（甲烷、二氧化碳等），因此生活垃圾處理過程意味著新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亟需綠色低碳循環處理方式。
�。ǘ┥罾G色低碳循環處理是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已經成為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6]。傳統上，生活垃圾處理容易產生兩類社會環境問題，一類是“垃圾圍城”“垃圾圍村”，另一類是“鄰避”效應，這兩類問題都與居民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生活垃圾成分簡單、數量較少，一般采取簡易填埋方式。近十幾年逐步發展為衛生填埋等無害化處理方式。2017年，我國生活垃圾填埋量達到1.2億噸的歷史高位。由于生活垃圾中塑料等化學品不易分解，填埋垃圾長期占用城市大量的土地資源，“垃圾圍城”成為“十三五”時期之前民生領域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
為了解決“垃圾圍城”，垃圾焚燒方式應運而生。垃圾焚燒發電是一種新興的處理方式。2001年，我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量為170萬噸，僅占無害化處理量的2.2%。由于我國對垃圾焚燒方式持鼓勵政策，將垃圾焚燒發電列入可再生能源目錄，享受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和稅收優惠[7]，垃圾焚燒方式發展迅猛。2021年，我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量達到1.80億噸，占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的72.6%。生活垃圾填埋量出現歷史性下降，大城市“垃圾圍城”困局得到較大緩和。我國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已超過了同期美國和日本水平。2018年，美國用于焚燒發電的生活垃圾為3455萬噸[8]，僅為中國的五分之一；日本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保持在18萬噸/日[9]，而中國已增至72萬噸/日，是日本的4倍。然而，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類污染物一度在社會上引發一些“鄰避”沖突[10]。垃圾焚燒成為我國“十三五”時期嚴密防控生態環境風險的重點領域。為了消減焚燒項目的“鄰避”效應，我國不但提高了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污染物排放標準，將二噁英類污染物排放標準提高到歐盟水平，而且在“十三五”時期持續開展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專項整治。2018年我國把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專項整治作為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焚燒方式引發生態環境風險的嚴重性。
可見，在不同歷史階段填埋和焚燒方式都發揮過積極作用，解決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問題。在新發展階段，為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求，必須采取綠色低碳循環方式處理生活垃圾。
�。ㄈ┥罾G色低碳循環處理符合中國生活垃圾量大且穩步增長的國情
垃圾是放錯位置的資源，如果采用線性而非循環的垃圾處理方式，龐大的生活垃圾就是社會的巨大負擔，成為居民身旁的污染來源和碳排放來源。如果采用綠色低碳循環處理方式，生活垃圾就會變廢為寶，通過再利用(reuse)和再循環(recycle)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甚至成為碳匯來源。
我國是人口大國，生活垃圾產生量大，居世界首位。2021年，我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為2.5億噸，如果加上0.7億噸縣城生活垃圾清運量，生活垃圾處理量達到3.2億噸。生活垃圾處理量與人口數量和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人口越多、經濟越發達，生活垃圾產生量越多。從2021年各地區人口數量與垃圾清運量散點圖來看，平均每增加1人生活垃圾清運量增加181千克。廣東、江蘇、浙江、北京和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生活垃圾清運量偏多，而河南、四川、河北與安徽等地區的生活垃圾清運量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北京和上海人均生活垃圾清運量最高，分別為358千克和384千克，遠高于其他地區。
未來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垃圾產生量和處理量有持續增長趨勢。生活垃圾處理面臨巨大的挑戰。綠色低碳循環處理生活垃圾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具有尤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是我國城鄉居民改善人居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二、綠色低碳循環視角下生活垃圾處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ㄒ唬┥罾诸愅七M緩慢，資源化利用體系尚不完善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就提倡垃圾分類，但是一直難以廣泛推廣，而生活垃圾量保持快速增長，愈發凸顯生活垃圾分類的滯后，直接導致后續垃圾處理存在種種困難。由于混合收集、運輸，大部分生活垃圾難以回收利用，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2019年7月1日，上海正式實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率先由“倡導分類”轉向“強制分類”。目前，46個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逐步推進，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推進較快，但大多數地級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分類收運設施有待建立。[11]
中國人有勤儉節約的傳統，在生活垃圾清運之前，大部分報紙、廢舊包裝等可回收物已被家庭和廢品收集者所回收。[12]然而，目前有相當多可循環使用的材料，由于市場價值低，難以回收利用，以玻璃容器的回收最為突出。由于回收體系不暢，原本可以反復使用的啤酒、飲料和調味等玻璃器皿成為即用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資源化利用體系極不完善。日本在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方面起步較早。1995年，日本頒布了《關于促進容器包裝的分別回收及再商品化的法律》，要求居民對于玻璃、紙質和金屬等容器包裝進行分類丟棄。經過多年實施，各類容器包裝分類回收再利用率均達到較高水平。2018年，日本無色玻璃瓶回收率達88.63%，其中，達到再循環標準的占97.36%。
�。ǘ├贌壤撸袡C垃圾沒有實現封閉循環
垃圾焚燒并不是一種最優的綠色低碳循環處理方式。首先，焚燒沒有將有機垃圾(biowaste)中的氮、磷、鉀等元素進行再循環和再利用，打破了有機質在自然界的封閉循環；其次，餐廚垃圾焚燒產生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溫室氣體。據研究，“十五”期間上海每噸生活垃圾焚燒排放二氧化碳257 千克，[13]而隨著生活垃圾含碳量的增加，碳排放系數也在提高，“十三五”時期北京焚燒處理每噸生活垃圾排放二氧化碳950 千克；[14]最后，盡管我國焚燒發電項目污染物排放標準大幅提高，但焚燒過程不可避免產生飛灰等危險固廢。目前我國飛灰后續處置的監管體系尚不成熟，[15]存在較大的環境風險隱患。
另外，由于垃圾焚燒發電行業過快增長，行業產能利用率持續下降。2021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燒項目產能利用率降至68.6%，比2012年降低了11個百分點，局部地區產能利用率更低，不足50%。以上海為例，2021年，上海市焚燒設施處理能力為23000噸/日，干垃圾產生量為15025噸/日，如果僅焚燒干垃圾，產能利用率為65.3%。上海市垃圾焚燒還有在建產能6000 噸/日[16]，投產后產能利用率可能進一步下降。然而，我國垃圾處理政策存在慣性思維，“十四五”時期的各種政策文件依然對垃圾焚燒持積極肯定態度，集中反映在《“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中，提出“全面推進生活垃圾焚燒設施建設”，在“開展關鍵技術研發攻關和試點示范”中，全部圍繞垃圾焚燒展開，甚至鼓勵在人口稀疏、垃圾產生量少、不具備建設規�；贌O施的地區，開展分散式、小型化焚燒處理設施試點示范，而不是探索就地化的循環利用方式。
�。ㄈ┒逊实壬锾幚矸绞桨l展緩慢，嚴重滯后
隨著生活水平提高，我國生活垃圾中餐廚垃圾（包括餐余和廚余）成分逐漸增多。有學者估算，2017年我國產生餐廚垃圾約1.6億噸[17]，占當年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的73.5%。這個比例可能偏高，但是說明生活垃圾有機質含量較高。
堆肥可將餐廚垃圾的有機質循環利用，是一種綠色低碳循環處理方式。根據2000年原建設部等部門發布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及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國家鼓勵堆肥處理技術。然而，在垃圾未實現分類的情況下，堆肥等生物處理方式發展步履維艱。2001年，堆肥方式處理生活垃圾693萬噸，占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的8.8%，但從“十五”末開始快速縮減，2010年減至181萬噸，僅占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的1.5%。近幾年，我國大力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堆肥等生物處理量有所增長。2021年，我國生物方式處理生活垃圾量提高到1611萬噸，占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的6.5%。但相比其他國家，這個數字依然偏低。2018年，歐盟生活垃圾采用堆肥方式處理的比例達17%。[18]
堆肥等生物處理產業環節較多，產業鏈較長，難點和堵點不少：從原料收集來看，有分類、收集、運輸和集中存儲等多個環節；從生產環節看，生物處理方式對場地面積有較大需求，容易產生惡臭污染物，須與居民區的距離遠近適中；從銷售環節看，焚燒企業和化肥生產商不會輕易讓出市場份額，有機肥的市場推廣也受到高成本不利影響；從技術層面看，我國所掌握的堆肥技術還存在很多難題，產業化堆肥技術距離歐盟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堵點，都將影響整個產業鏈的正常發展。
目前，我國堆肥等生物處理能力嚴重不足。2021年上海市濕垃圾清運量為10495噸/日，而濕垃圾處理能力僅為6380噸/日，在建處理能力800 噸/日[19]，遠遠跟不上需求。分類后的餐廚垃圾無處消納，最終只能返回焚燒爐燃燒�！�“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提出“有序開展廚余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有序”遠比不上“全面推進”積極。另外，在農村地區推行的“村收集、鄉運輸、縣處理”的垃圾處理方法，將富含有機物的垃圾返回城市集中焚燒，是違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逆自然循環的做法。[20] 我國生活垃圾綠色低碳循環處理體系遠未完善。
三、生活垃圾綠色低碳循環處理優化路徑
（一）推進生活垃圾分類是前提條件
生活垃圾分類是實現資源化和循環利用的前提條件。如果不推動生活垃圾分類這一鏈條核心，那么生活垃圾就難以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處理體系。對于堆肥來說，只有做好生活垃圾分類，才能保證堆肥所要求的有機物純度。在垃圾尚未實現分類的情況下，堆肥產生的有機肥不僅成本高、肥效低，而且有害成分較多，影響有機肥的功效。[21]
�。ǘ┛刂评贌O施擴張規模，逐步減少有機質焚燒
對于焚燒來說，垃圾分類最大的貢獻是干濕分離。一方面，干濕分離減少了垃圾數量，干濕分離后餐廚垃圾將不再直接焚燒，這將減少上億噸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干濕分離后垃圾質量提高。首先是垃圾的單位熱值提高。日本實行嚴格的垃圾分類措施，垃圾單位熱值是我國的兩倍左右[22]；其次是垃圾成分更加均勻，燃燒更為充分，污染物排放減少。銅、鎳等金屬被分選后，減少了二噁英類生成的前驅物；餐廚成分被分離后，生活垃圾燃燒更為充分，有利于減少二噁英類污染物排放[23]，濕垃圾的分離也使滲濾液大幅減少。
對于焚燒發電項目來說，應將垃圾分類帶來的影響納入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長期發展規劃�？梢灶A見，隨著垃圾分類的推進，進入焚燒環節的濕垃圾將出現減少趨勢，而目前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的產能利用率已降到七成，面臨產能過剩的風險。因此，對于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應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對于產能利用率較低的地區，應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地廣人稀的縣域地區，應因地制宜，審慎采用焚燒處理方式，為綠色低碳循環的垃圾處理方式留下發展空間。
�。ㄈ┒逊适抢幚韺崿F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1 .有機質堆肥的直接影響
餐廚垃圾通過堆肥等資源化處理，直接減少了飛灰和廢渣等污染物產生量。從溫室氣體排放角度看，每噸有機垃圾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為 20~65 千克，在管理得當情況下，堆肥環節（不包括收集和堆肥過程能耗）產生的溫室氣體微乎其微。[24]根據李穎等學者研究，“十三五”時期北京市每噸生活垃圾堆肥（包括收集和堆肥過程能耗）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為190 千克[25]，這遠低于焚燒排放的二氧化碳。餐廚垃圾從焚燒轉變為堆肥，每噸垃圾處理過程二氧化碳排放將降低760 千克。保守估計我國生活垃圾中50%為餐廚垃圾，全部轉為堆肥處理方式，那么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9000萬噸。
2 .有機質堆肥的間接影響
堆肥的另一個重要但容易被忽視的作用是通過替代化肥而實現減污降碳。有機物當中的碳、氮元素被固定，形成物質的循環利用，本身就是一種無污染的低碳生產方式。[26]相比較而言，化肥是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生產過程消耗化石能源和電能，產生二氧化硫、揮發酚、氨氮、粉塵等多種污染物；化肥生產和施用是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影響因素。[27]僅在氮肥生產環節，每噸氮肥排放約2噸二氧化碳當量。[28]在施用環節，化肥排放溫室氣體也高于有機肥。[29]
有機肥是維護耕地地力和提高土壤固碳能力的有效措施，[30]社會和環境效益顯著。我國耕地有機質含量嚴重偏低，[31]農業綠色循環經濟鏈條斷裂。保護和改善耕地質量亟需增加有機肥施用數量。2017年以來，農業農村部開展有機肥替代化肥行動�！稖p污降碳協同增效實施方案》提出深入實施化肥農藥減量增效行動。這為有機肥提供了一定市場機遇。如果生活垃圾中50%為餐廚垃圾，假設其中僅以10%的比例轉化為堆肥產物（腐殖土），那么每年可以生產1000多萬噸有機肥料，對化肥形成較好的替代互補。
3 .打通堆肥產業發展的堵點和斷點
由于堆肥具有正外部性，市場供給不足，因此，堆肥產業的發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政府對堆肥產業必須予以扶持。首先，對城市堆肥產業提供一定的用地和人才支持，積極開展試點。在高校科研院所投入科研資金支持堆肥技術研發，攻克技術難關，我國應加強對瓶頸難題的研發，如惡臭的控制，加快推動堆肥技術的產業化，形成具備地方特色、不同層次的綠色技術儲備。其次，在城市園林綠化等公共綠地用肥上，優先采購有機肥，發揮政府采購的綠色消費導向作用，逐步打開堆肥產品的市場銷路。最后，逐步減少對化肥和垃圾焚燒發電的財政補貼，轉而對堆肥產業和堆肥產物實行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從而鼓勵相關企業向堆肥產業轉型，加快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ㄋ模┥罾鴾p量化是綠色低碳循環處理的根本之策
1 .盡快提出生活垃圾減量目標
減量化一直是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的首要目標，卻至今未曾實現。目前中國有14億多人，生活垃圾產生量3.2億噸。盡管受疫情影響，2020年生活垃圾產生量有所減少，但2021年反彈后恢復增長趨勢。假設未來中國城鎮居民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保持不變，而農村居民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達到城鎮居民的水平，那么，中國生活垃圾產生量峰值為5.1億噸。2018年，美國人均產生生活垃圾2.2千克/日。如果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趨于揮霍型的美國模式，那么，中國生活垃圾產生量峰值將大幅增加到11億噸，是美國的4倍多。這個龐大數量顯然不是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日本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僅有0.9千克/日。作為人口大國，中國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必須比日本還低，總排放量才能顯著降低。如果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能降至0.5千克/日，那么全國生活垃圾產生量將降到2.6億噸，低于當前的排放量。
2 .生活垃圾減量化思路
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生活垃圾減量化具有較大的潛力空間。第一，加快向綠色生產生活方式轉型。綠色轉型需要政府激勵和引導公眾有序、有度、有利和有效參與環境治理。[32]中國正推廣實施的“光盤行動”，可減少大量餐余垃圾。干垃圾主要來自商品包裝，由于污染等原因而難以回收再利用。減少這些干垃圾須從生產源頭減少過度包裝、限塑或禁塑。
第二，垃圾減量與經濟手段相結合，促進資源化再利用。垃圾分類會對垃圾處理方式產生巨大影響，然而，分類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垃圾減量化。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實施垃圾分類開始，直到2010年生活垃圾總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才呈現下降趨勢[33]，前后長達40年的時間，其間實施了多年的垃圾分類宣傳教育、實施垃圾按量收費等制度。我國可開展垃圾計量收費試點，嘗試各種促進垃圾減量的經濟手段。對于市場價值低但社會價值較高的物品，如玻璃容器，政府可給予一定政策優惠措施，激勵企業或個人收集回收。
第三，中國還須積極探索城鄉有別的垃圾處理模式。要重視城鄉居民生活行為的差異，大城市餐廚垃圾集中、量大，適合大規模集中處理；鄉村地區餐廚垃圾分散、量少，適合小規模分布式處理。鄉村地區應探索符合地方特色的生活垃圾處理方式。當前我國很多公益組織在鄉村推行“零污染”村莊建設項目，采用堆肥方式處理有機垃圾就地還田、回歸大自然，這是一種較好的分布式處理方式，應在鄉村地區大力提倡。
總之，中國應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生活垃圾處理綠色轉型之路，向世界展示不同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中國經驗，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成功的中國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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