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全文的公布，讓社會各界對中國改革的再出發寄予無限期望。而對于環保產業界來說，《決定》通篇強調市場的地位和作用，系統論述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特別是提出完善市場定價、誰污染誰付費等多項政策創新，也給產業未來發展帶來重大利好。
但業內人士也認識到，創新政策的明確只是第一步，落地才能產生切實的效益，而這恰恰是最為艱難的工作。今后一段時間，我們將討論的重點放在改革新措施的實現路徑上，也衷心希望各位讀者的參與。
圍繞《決定》，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等業內人士的態度較為克制：“這是對民意的一次全面回應。圍繞生態環境保護的管理體制，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但要落實、發揮作用還需要持續深入地研究、試點，探索可行的實施方案和細則。”
告別“唯GDP”論只是個開始
生態環境保護也應該有具體量化的目標，不應該只是某幾項污染物的削減，而是體現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
記者：習總書記提出要告別唯經濟論，這是否意味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關系的一次重大調整？
駱建華：這是指導思想上的一次進步，但這只是個開始。
首先，如果還是經濟優先的指導思想，以保增長、保就業為首要和主要目標，那環保在地方還是容易給增長讓路。
因為地方對經濟發展目標的設定會在中央指標的基礎上層層放大。比如如果中央確定GDP增長目標為7.2%，到省一級就會定8~9%，市一級就要到12~15%，縣里可能就是20%了。
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接近或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我認為，中國不必太著急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可以將GDP的增長速度放慢一些。即不要再人為地刺激經濟增長，特別是以投資驅動的增長，潛在的增長力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認為，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關系的調整，就是要像為GDP提目標一樣，給生態環境保護也提出具體的目標，而不是停留在某些理念或口號上。而且這個目標也不應該只是某幾項污染物的削減，而是體現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
應制定中長期目標，倒推時間表
這不僅容易贏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也讓相關產業能夠看到明晰的產業空間。
記者：在您看來，國家層面提出環境保護的具體目標，大概是怎樣的？
駱建華：大氣污染治理行動計劃就是個開始，確定用5年時間，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等，提出明確的短期目標，在此基礎上細化措施。
當前，環境保護、污染治理迫切需要制定基于環境質量改善的中長期目標，倒推時間表，確定實現目標的技術路徑和制度路徑。這不僅容易贏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也讓相關產業能夠看到明晰的產業空間。
我的建議是到2030年，要實現消滅霧霾、藍藻、劣五類水的大氣、湖泊、河流治理目標。為實現這樣的目標，估計要分別削減1000萬噸的水、大氣主要污染物。美國、日本用了差不多這樣的時間跨度，實現了上述幅度的污染物削減，從根本上扭轉了環境惡化的趨勢。
在具體實施上，肯定有非常大的難度，但是其技術路徑已經較為清晰。至于土壤污染治理，則是一個更為艱難的任務，要先從摸清家底、全面建立監測體系開始。
生態建設是投資上佳選擇
將投資傾向于生態建設領域，同時通過制度設計，吸引社會投入，引入市場競爭。既能解決就業，也能有效推動生態環境保護。
記者：《決定》提出要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機制。當前，環保領域已經有了相當活躍的市場主體，生態領域也存在同樣的市場機會嗎？
駱建華：很多人擔心，增長速度慢下來會影響就業。因為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增加100~150萬人的就業。而現在中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左右，壓力很大。
而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能對促進就業做出很大貢獻。特別是前者，應該能夠吸收大量的就業。比如植樹造林；比如水利工程，現在很多水利工程都年久失修，很多水庫都是五六十年代建的，改造提升工程量很大；比如治理荒漠化、水土流失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和人力。
生態建設為社會提供的是公共產品，這一領域更需要政府投資刺激。而我認為，中央財政目前有這樣的能力。當年美國經濟危機中羅斯福新政的重要內容，就是利用財政資金、國債等，進行大量生態工程建設，不僅解決了大批青年就業問題，還促進黑風暴等當地生態問題的解決。
以往的政府投資刺激集中在傳統的“鐵公基”，應該轉變思想，將投資傾向于生態建設領域，同時通過誰損害誰補償、誰受益誰付費等制度設計，吸引社會投入，引入市場競爭。這樣的帶動，既能解決就業，也能有效推動生態環境保護。
反映污染治理成本的價格政策最值得期待
水價、電價全面放開，這是對《決定》的過度解讀；反映污染治理成本的價格政策，是應該最值得期待的。
記者：《決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很多人將其看成是水價電價上調模式的開啟，對此您怎么看？
駱建華：水價、電價的制定很難放開給市場，因為他們本質上還是公共產品，無法通過自由選擇、供需平衡形成市場化的價格。說水價、電價全面放開，這是對《決定》的過度解讀。
在水領域，存在競爭性業務和非競爭性業務的區分。管網資本沉淀性強，社會投資意愿不強，應該主要由政府提供。而在供水、污水處理環節則可以交給市場，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務。
反映污染治理成本的價格政策，是應該最值得期待的。價格一定要包含內部化的治理成本。在《決定》中的提法是反映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水、電等產品屬于政府定價的產品，可以將資源環境成本計入價格。
事實上，我認為價格政策特別是反映污染治理成本內部化的價格政策，是近年來最為成功的環境公共政策之一。脫硫、脫硝、除塵價格進入電價制定體系，極大推動了大氣污染物治理的進展，也是相關產業市場形成、發展的前提。
排污費應當大幅度提高
推動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推動產業升級、緩解資源環境壓力的有效手段，而價格政策、稅費政策的“綠色”化都屬于這一思路。
記者：《決定》提出完善稅收制度。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環境稅有了加速出臺的預期，您認為稅費制度的改革將怎樣發揮其對環境保護的促進作用？
駱建華：水、電價格是政府定價的領域，可以包含污染治理的成本，這屬于正向激勵治污。但對于由市場定價的產品，反向激勵的思路更為合適，即排放的污染越多，對企業征收的稅費應更多。
在環境稅征收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我建議排污費應當大幅度提高，應與治理成本相匹配。一公斤二氧化硫的治理成本是1.9元，現在排污費才0.6元。如果開征環境稅，一公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達到兩元的水平，企業就有治理的動力。
在當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仍在加速、環境壓力仍在持續的階段，推動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推動產業升級、緩解資源環境壓力的有效手段，而價格政策、稅費政策的“綠色”化都屬于這一思路。
記者：《決定》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財權事權匹配，會緩解地方政府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資金壓力嗎？
駱建華：這是發展趨勢。但應該認識到污染治理、環境保護，不能只依靠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更多的還是要社會投入。而且財政的投入始終應發揮杠桿的角色，集中投入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同時，要通過價格、稅費等政策，特許經營等商業模式，吸引社會投入和產業主體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