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上海
人會生病，土壤也會生病。
2004年，國內某地的地鐵站工地，當工人們挖到地下5米時，3人急性中毒，緊急送醫院。后來才知道，原址是一家農藥廠，雖然好多年前搬走了，可土壤依舊有毒。2006年，漢江邊上的一個三江地產項目，開工后幾名建筑工人中毒，人們隨后發現土壤中含有大量殘余殺蟲劑。工地停工，一大塊地空置了至少4年。此后，各地一些礦山工廠砷中毒事件常見諸報端。
生病的土壤，不僅將污染物滲入了地下水。2008年南京農業大學潘根興教授所帶領的團隊，在全國多個縣級以上市場隨機采購樣品，結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鎘超標。環保部發布的《中國土壤環境保護政策》，水和大氣的污染物均會陸續轉移到土壤中。此外，區別于空氣和水，土壤污染不易轉移，無法通過自然流動進行大規模降解……而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曾說：“大氣和水污染治理已經走了近40年，但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幾乎還沒有動。”
近期，“大動作”頻頻。上月，環保部制定并發布了《場地環境調查技術導則》、《場地環境監測技術導則》、《污染場地風險評估技術導則》、《污染場地土壤修復技術導則》和《污染場地術語》等“五項標準”，將于7月1日起實施。環保部還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修改后將上報國務院審議；今年“兩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表示，《土壤環境保護法》已有初稿，并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計劃……
生病的土壤，將有法可“醫”。而上海，已經出現走在前面的“土壤醫生”。
【什么是“土壤修復”】
上海的土壤修復，2005年就起步了。
那年，現任國家環境保護城市土壤污染控制與修復工程技術中心副主任的羅啟仕，從清華大學博士畢業，剛到上海環境科學研究院工作不久，卻接到了一個聽起來很“新鮮”的任務——給上海世博園區場地的土壤做“風險評估”，有了評估結果之后，再進行“修復”。
之所以說“新鮮”，是因為當時國內所有環保局及環科院，幾乎沒接手過“土壤修復”。他們和土壤打交道，大多數時間是常規性取樣檢測，在全市選幾個檢測點，定期取來土樣、水樣，做個數據報告。
不久后，上海成立了土壤修復中心，還組織了以上海世博會土壤修復為主要議題的國際會議。
原來，上海世博會涉及數十個國家自建場館，在一些發達國家，對場館建設有土壤方面的法律規定——簡言之，開工前建設方要求所建地塊是“干凈”的，土壤重金屬、有機物含量，甚至是地下水都應是達標的；日后所建的樓房場館拆除搬離時，土壤必須“原樣返還”，若污染數據超標，則需承擔治理修復費用，甚至可能還有巨額罰款。這次，他們要在浦東建場館，就把自己國家的規矩帶了過來。
可是，數十個國家法律規定細則不同；更重要的是，畢竟場館建在我國領土，事關主權和尊嚴。
于是，關于土壤的事，就到了羅啟仕他們手里。
【一切從零開始】
關于土壤修復的一切，幾乎都是從零開始的。
雖然上海在理念上，已經是全國領先：早在2002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宣布對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出臺了《黃浦江兩岸濱江公共環境建設標準》，其中規定“如發現土壤污染超過國家相應標準時，應采取措施修復污染的土壤”。另外，還規定“土地使用權轉移時，受讓人有權要求轉讓人提供土壤中污染物檢測及土地污染治理的相關資料，以避免今后的環境污染責任糾紛”。
國家也有規定。200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發出《關于切實做好企業搬遷過程中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確了污染場地調查評估的主要內容和責任主體。
可問題是，評估、制定方案、修復、監理、驗收，具體怎么做？沒人做過！
而土壤質量的標準，還主要是1995年，由原國家環保總局和技監局頒布的，主要針對農林用地和自然保護區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僅涉及8種重金屬，3種有機物；但世博園地塊，超過7成是工業用地，所涉及的污染物，也遠比“標準”復雜。
當時，剛成立的上海土壤修復團隊和一家位于南匯、即將搬遷的日資化工企業商量，在原廠土地進行試驗，費用由該化工企業支付。讓人有些意外的是，這家日資化工企業非常積極主動，急切地希望能盡快將土地恢復。
細細問才知，原來在日本，對環境污染的追責期是永久的，企業終有一天要為自己的污染買單。
立法和理念上的現實差距，不容忽視——日本、德國多年前已有明確法規；美國專設了土壤修復基金；荷蘭每年花費數億歐元修復土壤……
【污染土壤的“黑匣子”】
羅啟仕回憶，當時為了滿足各國要求，在世博園區的土壤評估和修復上，啟用了“最高標準”。但是，另一個難題來了，按計劃，上海世博會展館要在2007年動工，留給土壤評估和修復的時間，最多2年。
硬著頭皮，羅啟仕和同事拿著相關部門的批文和一紙介紹信，趕緊去評估土壤。
原先的世博園板塊，上海人都知道，有不少大工廠，有生產重型機械、溶劑的，有鋼鐵廠和碼頭；另外，還有好多個居民小區。
最“難啃”的是工廠。
羅啟仕和同事們剛開始連大門都進不去，他們只能隔著鐵門，向保安揮舞手上的介紹信，不敢說是來“評估土壤風險”，只說是“來調查水文地質結構的”。之后，他們被請到廠里的辦公室，絕大多數負責人都不理解他們，工廠搬遷前為啥還要“調查土壤”，沒聽說過，也怕擔責任。還有人問，是不是來暗中檢查“工廠排污”的。
反復解釋了好多遍，工廠才同意，讓羅啟仕團隊在工廠內取樣，但每次都安排人“全程陪著”。
在土壤修復過程中，前期的評估尤為重要。據專家介紹，被污染的土壤，就像是個“黑匣子”，在真正“打開”這塊土壤之前，污染物的種類、濃度、分布范圍永遠是個謎；前期調查得越徹底，修復時的不確定性越小。
在國內，這是第一次為了土壤修復的大規模正規調查；沒有“調查規范”和“分析方法”，就主要參考美國的。
后來他們發現，這只是國內土壤修復領域眾多“第一次”之一。
【先做拆遷的監工】
調查的結果，是世博會規劃區域內部分地塊土壤污染較明顯。羅啟仕團隊詳細標注了污染類型、分布和濃度，只待搬遷。
可工廠拆遷的第一天，新問題就來了。
對搞環保的人來說，很少親眼見識過工廠拆遷——拆遷工人不管那么多，值錢的金屬廢料拉走賣錢，沒用的炸了鏟了就地掩埋；更讓羅啟仕大跌眼鏡的是，拆遷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默認規則”，是拆遷工人用挖土機“掘地三尺”，把全場翻個遍，要把地底下的鋼筋挖出來。
羅啟仕看了猛拍頭：“這不就白調查了！”不止白調查了，污染還擴散加重了。
怎么辦？趕緊打報告立規范，又是第一次，他們制定了國內第一份《工業企業拆遷過程污染防治工作規范》；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做到了“一廠一立”，對應鋼鐵廠、造船廠、助劑廠不同的污染種類和形式，制定了不同的“拆遷方案”。
說是“拆遷方案”，可重點不在怎么拆，而在于怎么“防污染”；方案中包含了監理制度，之后每次拆遷，土壤修復團隊的專家就盯著。
可是工人們不爽了——地下的鋼筋沒法挖出來賣錢了；貯藏罐和圍墻不能大咧咧地隨它轟然倒地，而是要等技術人員處理完上面的污染物才行；在“重污染區域”，工人們被告知不能隨意揮舞挖掘機機械臂了，他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拆遷，不是以往的“拆干凈就好”，而是“分步驟”、“可控”，而且土壤“不混”。
【上海有了“正規軍”】
那時候，土壤修復這項活，拆遷工人不懂，管理者也一知半解。
只有技術人員心中明白，要在短時間內將這么大一片污染區域完全復原，幾乎不可能；即便做到，費用也是天價。
在土壤修復行業，已有的技術達到數十種，常用的也有十多種，大致可分為物理、化學和生物三種方式。通常情況下，修復時間越短，能用的技術越少，花費越大。比如相對省錢的方法，在污染地塊上種植蜈蚣草等“吸附性強”的植物，要徹底清潔一塊重金屬污染的土地，可能要近10年；而采用化學藥劑，或是干脆在地下建一個水泥盒子來控制污染物，“工期”就快得多，可費用很高。
在羅啟仕團隊介入之前，華東師范大學城市化生態過程與生態恢復重點實驗室曾經對世博規劃區域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程度進行調查。他們建議，直接更換表層土壤；對于居住用地內污染程度較輕的土壤，建議采用植物修復和化學修復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改良。
“換土”，雖然快，但顯然治標不治本。羅啟仕坦言，最初確實嘗試過“換土”，可他們很快發現，被污染的土壤即便運出來，也沒地方掩埋處理。
只能埋頭干，羅啟仕回憶，當時國內幾乎沒有土壤修復的藥劑和設備；有時候只能“現做”，把污染土壤樣本帶到實驗室，當場試驗配制，做完就送到現場去用。
可土壤修復是個綜合性的技術活，理論上行得通的事，到了現場應用時又讓人抓耳撓腮。就比如化學藥劑，實驗室里得出的結果，某藥劑和某種污染土壤1:20混合，就能發生反應“凈化”土壤，但實驗室里的科學家們，端著藥劑跑到“工地”就又傻眼了，腳下這一大片地，怎么加藥劑呢，又該怎么讓藥劑和土壤充分接觸呢？就用挖土機攪拌攪拌？這還是需要專業設備和技術。
即便已經加班加點“當場解決”，可要短時間內將整塊世博規劃區域“搞干凈”，也來不及。
但或許，沒必要都“搞干凈”呢？以后要建停車場的場地，和以后要建幼兒園的場地，土壤修復標準肯定不同吧！于是，羅啟仕團隊第一次引入了“風險評估”的概念，從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的風險角度，調整土壤修復的標準；降低了諸如停車場等低風險場地的土壤修復標準。
“風險評估”在美國、英國等國家，在土壤修復行業中，已是公認必不可缺的做法，既省時間，又省錢。可要說服世博會建設管理者，羅啟仕團隊頗費了一番口舌，畢竟，又是“第一次”。
在諸多第一次之后，世博區域的土壤按期修復達標了。
基于世博土壤修復的經驗，2007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和質檢總局頒布《展覽會用地土壤環境質量評價標準（暫行）》。而上海土壤修復中心，成了國內第一支有重大工程經驗的“正規軍”。而且，上海的土質普遍高粘性、含水量高，是最難進行修復的土質之一。因此，羅啟仕團隊在上海世博會所積累的經驗和技術，幾乎能應用于國內絕大多數的土壤治理。
【神秘的大市場】
可是，“世博項目”之后，土壤修復依舊是個鮮為人知的行業。
2007年，北京市工商局不同意“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名字——因為“環境類”的公司，當時還沒有叫“修復”的。上海土壤修復中心在完成世博項目之后的數年內，接觸的項目并不多，僅處理了一些外資企業的工廠搬遷。
但“市場”很快就打開了。
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表示，土壤修復所需資金，“遠遠超過大氣和水的污染治理，最少需要幾十萬億元才能解決土地污染問題”。也有專家估計，若按照土壤修復產業占中國環保產業的10%推算，“十二五”期間土壤修復的市場，將是千億規模。
羅啟仕也感覺到，到2011年之后，各類“土壤修復公司”層出不窮，每年都至少有20多家土壤修復公司成立。土壤修復行業內的“中國環境修復發展戰略論壇”，從那年起，突然從“請不來人”到“不得不拒絕一些人”。
隨之而來的，便是土壤修復“水太深”的亂象。
土壤修復是“神秘”的，它和其他環保產業不同，修復公司一旦接手，一般就和出資方簽訂協議，污染數據不對外透露。畢竟，不少修復的場地位于城市中心，其中一些未來將是居民小區，數據可能直接影響修復出資方、開發商或者業主的利益。而且，一些房地產商選擇土壤修復多是出于被逼無奈，尤其在資金鏈緊張、“每天貸款利息幾十萬元”的壓力下，土壤修復的“工期”往往壓縮到兩三個月。
因此，一些污染數據未必是真實的。曾有一位環境修復工程師在博客上吐槽：“你相信一個20年的老化工廠，調查結果是只有50平方米污染土壤嗎？你相信現場五顏六色，結果只有兩種重金屬超標嗎？”
另外，土壤修復的“暴利”也被人質疑，國內不少土壤修復項目要價數千萬元，上億元的也不在少數。幾乎沒有企業愿意公開其項目的成本構成，現實是，一些土壤修復的過程依舊粗糙，南方某城市的鋼廠搬遷，之后要在重金屬嚴重超標的地塊上建保障房，可媒體報道其土壤修復的過程，僅僅是“一挖了之”。
業內人士透露，挖干凈拉走，把污染土壤在別處填埋、焚燒；或者用水泥將污染土地隔斷，這類“簡單化”的土壤修復方式并不少見。即便是一些初具規模的公司，在“風險評估”環節，也常常依賴電腦軟件，缺少專業化的土壤修復技術人才。
【依舊“剛剛起步”】
要規范土壤修復行業，確實才剛開始。
全國各地不僅土質不同，污染的類型也有所不同，礦山、油田、農田和城市工業用地所采取修復方法和標準，也必然有所不同。更麻煩的，是實施過程中諸多難點，比如拆遷污染如何防治，各廠各行業都不同；又比如污染責任人如何界定，一些既有的土壤污染是由幾代企業累積形成，其中一些企業早已改制，或不復存在，該如何追責，誰來付費？還有，土壤下的流動地下水，在土壤受污染和修復的過程中，必將受到影響，該怎樣綜合考慮？
問題尚未解決，但事情向著好處發展。
近年來，環保部聯合各部委，國務院辦公廳多次發布關于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的通知。尤其今年，土壤修復的“五項標準”，土壤污染的“防治行動計劃”即將實施，《土壤環境保護法》呼之欲出。
上海在土壤修復管理和技術上，依舊走在全國前列。去年，首家“國字頭”的土壤修復單位——國家環境保護城市土壤污染控制與修復工程技術中心落戶上海，其核心技術團隊，還是上海土壤修復中心。
得益于世博經驗，及科研院所的背景，他們更擅長“把關”，為污染地塊做前期調查評估、提供修復方案，以及結果驗收。幾乎每月，都有各地的環保部門來取經——在不少城市，土壤修復剛剛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