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康（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作為研究者，我們需要理解所謂“新常態”的內涵，就其運行特征進行判斷，從而把握好提出政策建議的方向和要領。

一.對新常態的理解

何謂新常態？《經濟日報》評論員文章認為，新常態表述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因此，中央以“新常態”一詞作為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特征判斷，并且以戰略高度來提出，表明了中央對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處階段的變化規律的深刻認識，并且這樣的認識也將對我國未來中長期的宏觀政策選擇產生方向性和決定性的重大影響。《經濟日報》鐘經文的署名文章則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不能簡單歸納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幾個百分點的表象，而是需要從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和增長動力的轉變等多方面的表現來共同反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也稱，與我國增長速度放緩相適應的是，中國經濟結構目前即將和已經發生的重大的轉折性變化。

筆者認為，對決策層的“新常態”這一概念表述，關于其基本內涵的判斷在于我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所面臨的經濟運行狀態的階段性改變，即從原來的狀態向一種新的相對穩定的常態的轉變。盡管經濟增長速度不是其唯一的表征，但首先需要對應到的，還是這個國內學術界和其它相關方面已經共同討論了相當一段時間的，關于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的問題。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國年均GDP增長率這一龍頭指標，處于9.8%左右的高水平，鄧小平“南方談話”后的二十余年，則在兩位數的10%以上，而目前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學者，大多認為這一高增長速度不可能再維持下去，很可能要下降到相對較低的區間。但關于這個新的增長速度區間的量值，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譬如目前宏觀調控當局所設定的年度增長速度“7.5%左右”的相關表述，應該反映了相關管理部門所判斷的區間中值；而在學術界，以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如果中國能夠處理好當前的基本問題，把需要做好的改革等事情做到位，那么還將有望繼續實現二十年8%左右的增長速度；而以劉世錦研究員為代表的另外一些學者則強烈反對這一提法，認為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增長速度很可能很快會降到7%以下；而花旗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則更是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所謂“新常態”將放緩至5-6%的增長速度。

在當前還沒有形成統一共識的情況下，這里筆者并不打算直接對未來“新常態”下的具體增長速度區間進行判斷，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常態”概念下我國經濟運行的下一階段的表現，可以認為是要完成一個以增長速度指標為代表的運行態勢的探底過程。關于這一探底過程中我國所面臨的現實狀態，中央已經有了“三期疊加”（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樣的提法。事實上，這幾個期間的客觀存在都是無可否定的，但我認為，在“三期疊加”之上，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的又一重疊加。這意味著在正確處理和對待目前的探底過程中，將過去的狀態與相對穩定的新常態上銜接時，我們能夠選擇的最關鍵變量即為制度供給變量。而在選擇制度供給變量，并伴隨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一系列努力，即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穩增長、惠民生、調結構、促改革”。其中的“促改革”，無疑是尤其值得執政管理者看重、選擇和把文章做足的關鍵事項。如果能夠處理好“促改革”的問題，就將有望相對順利地趨穩，并通過結合調動各種上行因素來對沖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夠完成一個“蓄勢”的階段，進而邁入能夠追求一個長期中的次高經濟增長速度區間的階段。

盡管目前關于這個次高增長速度區間，并沒有一個研究主體可以拿出全套的模型處理實證數據進行預測而得到一個較為精確、能夠形成共識的判斷，但筆者認為，我國應當有望在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于7%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區間運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認識：

首先，現階段我國在城鎮化和老齡化等大的演進趨勢面前，所具有的潛力、活力的釋放空間依舊是清晰可見的。譬如，在經歷此前若干輪的建設與升級換代改造后，我國的基礎設施目前依然存在著較為迫切的、進一步換代升級的需求。從我國高鐵客運所經常面對的“一票難求”的旺盛需求，或者其它領域不鮮見的“局部短缺”現象，我們不難觀察到未來通過進一步激發產能的利用能力、增長空間和需求釋放以后，由供給的回應所能夠形成的支撐未來繼續增長的條件。具體考察可以列舉，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潛在空間包括：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空間；實體經濟技改換代空間；基礎設施多輪升級空間；服務業成為長期增長新引擎的空間；與科技、信息等因素結合的農業現代化空間；環保產業應運而起的增長和支撐作用空間；地區間的梯度推移空間；消費占比低的調整和人均收入增長空間，以巨額外匯儲備支持“走出去”的對外投資空間，等等。但所有這些空間的打開、潛力的釋放，莫不需要以改革來“激活”，以制度供給來提供放大“乘數”。

因此，我國在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常規投資活動邊際收益下降的過程中，依然具備了通過改革釋放制度供給紅利的巨大潛力。通過改革來放松供給約束，以制度供給來激活供給潛力，是目前最值得爭取的未來增長前景。通過改革來達到經濟增長“趨穩”、“蓄勢”，把“新常態”和需要調動的“新動力”，以及在認識上特別需要強調的“新供給”有機結合，應是使未來我國進入長期的次高增長速度區間狀態的最重要著眼點。

二.走向新常態中的宏觀調控亮點

在新常態下，我國的宏觀調控管理政策也需要從思路上調整，結合“促改革、調結構、穩增長、惠民生”，達到使經濟增長完成“趨穩”、“蓄勢”和進入“新常態”的次高速增長區間的目的。當前，在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變的同時，我國宏觀調控總體貫徹了“相機抉擇”原則。2014年被稱為中國“全面改革元年”，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調控具有為全面改革的展開提供條件配套的特殊意義，而年初經濟運行一度表現出的較明顯的下行壓力，亦使宏觀調控當局的動向與舉措備受關注。半年過后，已看到頗具亮色的調控成績：繼龍頭指標GDP于一季度報出7.4%的增長率之后，二季度的運行又在明顯企穩的同時略有回升，GDP增長率達到7.5%，使上半年的經濟增速站在7.4%以上。從PMI等先行指標的動態和一系列經濟指標綜合分析，預計下半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有望重演前面兩年“前低后高”軌跡、至少不出現明顯下滑，使全年經濟增速達于7.5%左右，應是大概率事件，即年初“兩會”上提出的年度經濟增速引導性預期值，應當可以實現。

客觀地看，上半年我國宏觀調控的特色和亮點，有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一以貫之地體現了“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調控理念。哪怕在年初經濟下行壓力較明顯、市場預期較悲觀、甚至有境外新一輪“中國經濟崩潰論”輿論抬頭的情況下，宏觀決策層堅持明確地給出信息：只要中國經濟運行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政府決不啟動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這是在7.5%引導目標量值加上“左右”二字的情況下，清晰宣示了“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空間，而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正是擠壓、排解過剩和落后產能、促使企業和產品升級換代的有效壓力與動力機制。這一點表明中國宏觀調控當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匹配的調控哲理，在復雜局面和壓力時段中，具有其穩固的邏輯和堅強的定力。

二是在維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框架不變的同時，成功地貫徹宏觀調控的“相機抉擇”原則，以所謂“微刺激”有效推進了“穩增長”，并提振了市場信心。從宏觀運行狀態的“區間掌握”出發，宏觀調控當局在認為無需對財政、貨幣兩大宏觀政策“積極—穩健”搭配這一基本框架和各自定位作出調整的同時，又審時度勢、靈活運用了經濟調控理論的“相機抉擇”原則，在政府投資安排、財政支出重點和支出進度、貨幣政策力度和定向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必要的“穩增長”舉措，被輿論界稱之為“微刺激”，動作雖“微”，但有理、有利、有節，效果已經有較好顯現，市場氛圍也隨之有所改善和提振。這一點也體現了中國“宏觀調控藝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三是在宏觀調控中鮮明地運用“供給管理”方式和手段，注重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強調結構優化，兼顧一般。在所謂“微刺激”的投資事項上，通過適當對高鐵工程、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建設項目、農村水利設施項目等作出重點支持，既能對經濟運行產生適當的景氣提升作用，又能體現在改善民生、支持城鄉基礎設施升級并培育經濟社會長期發展后勁等方面的綜合效應；在財政“結構性減稅”事項上，特別注重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減稅支持，既有利于鼓勵“草根創業”和民間資本釋放潛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業改善民生“雪中送炭”式扶助低端；在貨幣政策幾輪適當掌握的“定向降準”中，頗具中國特色地把存款準備金率這一總量調節型政策工具加以結構化運用，支持三農、小微企業等“弱勢”領域。這些都使中國宏觀調控在供給側的“有效供給”機制得到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較好發揮。

四是把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有機結合，把短期與中長期目標有效銜接。在調控中，堅定地實施減少行政審批、簡化企業工商注冊程序、壓縮政府“三公經費”等行政成本、擴展“營改增”改革的行業覆蓋面、推進反腐廉政建設、進行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等改革舉措，并為下半年即將正式展開的財稅配套改革、公車制度改革等作了很好鋪墊，體現了在宏觀調控中把短期狀態掌握與中長期“攻堅克難”配套改革過程銜接起來、寓調控于改革的全局協調和長遠追求。

在上半年宏觀調控取得較好成效的基礎上，今年下半年，8月間又遇下行壓力，但當局基本態度是主要看就業率和物價指標而不看重增速，估計下一段我國宏觀調控將會繼續體現上述亮點和特色，但隨各項改革任務展開，全局協調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的確可能上升。建議有關部門總結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有效結合起來、更多注重“在供給端發力”的成功經驗，進一步跟蹤國民經濟運行動態并前瞻性地考慮政策儲備與項目儲備，在全面改革深化推進過程中，使我國宏觀調控更好地體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取向和促改革、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功能與效應。

三.新常態下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優化

新常態下的財政、貨幣政策，必須立足于服務全局，努力促進國民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與提高質量，并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調控與中長期實現“五位一體”全面改革目標銜接起來。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優化，至少需考慮把握好如下要點：

一是兩大政策協調搭配的框架，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調控哲理。只要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決不貿然啟動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雙松”搭配。目前以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來作“一松一緊”的搭配，總體上適應新常態進入期的調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氣水平、就業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線上，讓市場更好發揮“優勝劣汰”、調整結構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只要經濟運行不出現可能穿破底線的重大特征變化，對此決不輕易改變。

二是兩大政策在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互有側重、優勢互補的同時，總體上需更多考慮強化與優化“供給側管理”。貨幣政策的調節通常勢必帶有總量調節特征，而財政政策在配合、策應貨幣政策時，理應把現階段的總量擴張（以赤字規模和舉債安排為代表）與明確的“區別對待”結構導向政策相結合，突出重點，兼顧其他，以財稅政策手段傾斜支持三農、社保、小微企業、科教創新、教育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另外，2014年貨幣政策方面“定向降準”等把總量型政策工具結構性運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時總結經驗，加入“供給管理”的區別對待式政策組合。以財政、金融相互協調機制支持的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的發展，亦需放入“供給管理”框架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地在供給側發力，有助于結合中國國情與特定發展階段，在新常態下把從保障房建設、小微企業創業支持、環保產業發展等，到重大項目建設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項做好、做實。

三是兩大政策的設計與運作必須積極有效地服務于、配合于推進財稅、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開和深化。財政改革作為在被稱為“全面改革元年”的2014年率先啟動的重頭戲，將在預算管理、稅制和中央地方體制關系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舉措，也將在財政信息透明度、跨年度預算編制、資金績效提升、轉移支付、地方債務、具體稅種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關系等方面產生眾多與新制度供給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給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項，如存款保險制和中小金融機構興辦、人民幣“走出去”與匯率機制的優化、特別是關鍵性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等，亦都擺上了改革議程，需要政策配合。兩大政策還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國債發行、公開市場操作、國庫現金管理等“結合部”方面創新機制。以財政政策為主支持公車改革、司法改革、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等等，亦是無法回避的重要任務。政策的設計和優化，需要服務改革、寓于改革。

以上關于兩大政策的松緊適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結合而更加注重供給管理和服務支持改革，其內在邏輯都是在于要適合新常態的“趨穩”、“蓄勢”與“創新”需要而服務全局。（完）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2014年10月11日（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篇編輯：王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