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遇挫的現象又比比皆是。據國資委研究中心、商務部研究院等聯合發布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顯示，僅有13%的企業盈利可觀，各有24%的企業分別處于持平和虧損狀態。中國經濟貿易促進會副會長王文利曾這樣說道：“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有2萬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很多目前仍處于虧損的境地。”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相信中國企業絕非所謂的“錢多人傻”，那么出走海外這本經到底該怎么念?
業務模式導致欠發達地區為最大客戶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投資遇挫的案例亦伴生而出。2011年緬甸擱置中緬兩國投資的密松水電站項目，2012年停止了萊比塘銅礦項目；2014年墨西哥取消與中國公司簽訂的高鐵合同，2015年又停止中資商城項目“坎昆龍城”；2015年斯里蘭卡政府一度叫停中國企業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以及同年希臘新政府暫停我國參資的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進程……當國人為中國企業又拿下一單準備擊掌慶賀時，往往另一則急轉直下的“壞消息”又接踵而至。“為什么受傷的總是中國企業？”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薛濤告訴中國經濟導報記者，“中國企業走出去目前依靠的是對外承包工程以及投資。”
由于我國在基礎設施工程施工與管理水平的巨大優勢，據商務部發言人介紹，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營業規模這幾年在全球都排名第一。2015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2100億美元，較2014年增長9.5%，我國對外工程新簽第一次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目前，我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在鞏固亞洲和非洲傳統市場的同時，拉美已成長為我國第三大承包工程市場。
在投資方面，海外并購是對外投資的最主要形式。據《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14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規模位列世界第五位，然而中國海外并購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多數并購項目的主要投資動機仍然以資源獲取和市場開拓為主。根據波士頓咨詢的統計數據，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主要集中在能源資源行業，2004~2014年間，能源和資源型并購總額在海外并購交易積累總額占比超過40%，是海外并購占比最大的行業。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優勢在于科技含量較低的基礎設施工程建設與管理水平，以及資源類企業較強的實力和較為成熟的海外經營經驗和能力。而擁有較大基建需求、資源并購可能性的就是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有較強的政策變動風險。”薛濤向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主任楊立強也向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海外并購的地區過分集中在文化差異大的發達國家或動蕩的發展中國家，行業集中在采礦業等敏感領域，投資主體則以國企為主。地區分布集中、行業分布敏感、投資主體敏感，這三大特征無疑增大了海外投資風險的發生幾率。新殖民主義論、國家安全威脅論等負面新聞，雖是對中國海外投資的誤解，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道國的擔憂和疑慮，以及中國海外并購面臨的尷尬。”
國企、民企的不同
“在環保圈，做技術的全部民營企業。放眼全行業，除了個別行業國家的科技投入能夠有效地壟斷，如高鐵、大飛機、大火電能夠實現國有企業的技術走出去，例如環保領域關鍵技術比較細碎，國企沒有什么優勢。”薛濤認為，“國企特別是央企主要以EPC的方式承攬國際工程，優勢在于施工與項目管理。”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發現，2015年新簽對外工程承包訂單排名前十的中國企業，除了華為以外，全部是央企。它們分別是中國建筑、中國鐵建、中水國際、中國港灣、葛洲壩、中國土木、中國交建、中國路橋、鐵建國際。
在投資方面，國企和民企的并購重點亦各有側重。“國有企業往往以資源能源類并購為主，如中國石油并購巴西能源秘魯公司，國家電網并購意大利能源企業股份，五礦集團并購秘魯銅礦；而民營企業往往以制造業和服務業并購為主。如復興國際并購葡萄牙最大保險集團，安邦保險收購比利時德爾塔·勞埃德銀行和保險公司FIDEA，三一重工收購多普茨邁斯特等。”中國海外政經研究中心出臺的《境外投資環境報告（2015-2016）》這樣分析道。
“以市政工程見長的地方國企在海外并購中也有上佳表現。如首創股份收購新西蘭固廢處理公司，北控105億元收購德國最大垃圾發電運營商，成為2016年環保跨國并購第一單。因為市政基礎設施如垃圾處理、污水處理是不可替換的，一旦使用，必須依賴，項目風險小很多。因此，我還是很看好從事市政設施投資運營的地方國企走出去的。”薛濤表示。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優勢在于科技含量較低的工程公司基礎設施工程建設與管理能力，以及央企的資源類企業較強的資金實力和相對國內其他企業較為成熟的海外經營經驗和能力。而擁有較大基建需求、資源并購可能性的就是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有較強的政策變動風險。”
也有專家認為，對國企來說，不僅要考慮盈利還要服從國家戰略。中國政府與風險國家政府間的雙邊協議，包括經營性開發和援助項目，往往由國企來執行。然而，在海外，企業的盈利追求和國家戰略并不總是步調一致。當然，國企出于對“政績”追求也偏向投資高風險地區。這樣就導致在海外投資失敗的案例中，國企占有較大的比例。
應該做些什么？
中國企業大規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資事件需要反思和改變。
于企業而言，能力建設是根本，練好內功才能有效應對。跨國并購有一個“七七定律”——70%的并購沒有實現期望的商業價值，而其中70%失敗于并購后的文化整合。跨國的文化差異與碰撞是整合最大的阻礙之一，楊立強表示，企業需要培養和提升與海外并購相關的戰略、組織、流程和管控等一系列核心能力，不斷培養國際戰略規劃能力、致力于儲備并留住國際化管理高端人才，實現并購流程的專業化管理，并建立一套明確的并購績效考核制度。
中國會展學會副會長、原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陳文敬告訴中國經濟導報記者，企業決定“走出去”的時候，應有比較完整的準備工作。“這方面，國企有些時候準備工作并不充分。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就要細致、精心得多。如阿里公司當初在香港、美國準備上市的時候，都曾做了詳盡的調查和準備。而國外的公司例如沃爾瑪、家樂福，都跟蹤中國10年以上，在深入剖析中國的制度、文化之后，才做出是否投資的決策。”
君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世堅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企業要進一步強調國際化、規范化和專業化，轉變以往單純通過中介和關系拿項目的方式，在不忽視政治因素的同時，給予市場、合同及風險管理更多尊重及考量。
對于政府，政府間的信任和支持是政治交往和經貿活動的前提和保障。楊立強認為，中國應當繼續宣傳并積極踐行經濟外交，通過對話機制消除東道國的疑慮和猜忌，為海外并購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同時，政府應對企業、特別對于那些想出去還沒出去的企業更多的服務。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主任鐘飛騰向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雖然中國已經與125個國家簽訂了BIT（雙邊投資協定），總量僅次于德國，但以前是作為資本凈輸入國，現在是資本凈輸出國。身份的轉換，需要政府更多地保護我國海外投資利益。并且，很多國家間的互惠政策，企業并不能完全了解和有效利用，行業協會或者智庫應當作為政府和企業的橋梁發揮更多的作用。
劉世堅則提出三點建議。其一，應給予所有企業，無論國企民企，一視同仁的政策和保障，創造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其二，在信息共享方面予以必要的開發，及時提示并幫助中資公司規避風險，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其三，及時響應中資企業的合理訴求，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為中資企業提供必要的綠色通道，為中資企業的境外合法利益保駕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