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為典型和成熟的是環評市場，目前業務集中在環保系統內。“哪怕改革了，客戶的潛意識里還是想找環科院，尤其是政府的決策性服務，不會交給社會上的公司。”
哈莫尼公司最近才開始設計中文網站，入華經營22年，居然只有英文網站，這在外資咨詢公司界卻是共性。
1999年，吳成志報考環境工程專業時，環境產業是朝陽行業。2016年，當他已是三捷環境工程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時，他依然給自己打氣：這是朝陽行業。
他如今身處的環境咨詢業，確實仍是中國方興未艾的環境產業一大細分領域。
環境咨詢公司的典型特征：一群專業人士給政府和企業的環境管理出點子，做環評、清潔生產審核、治理規劃、風險評估……公司的業績都是靠人力資源換來的。
這不是一個新興的行業，在國外，有的公司已有上百年歷史，進駐中國的外企也有二十多年。在國內，環境咨詢企業并不多，各地環科院、高校承擔了相關工作。
這是一個法規導向型行業，執法越嚴，市場越大。環境咨詢業的發展預示著環境產業的完善和環境質量的改善，多年來，環境咨詢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并不高。在重典治污的當下，大商機終于要來臨了。
政府還賬，企業補課
陸朝陽最近感到壓力很大。他是南京大學環境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經理，作為提供環境服務的平臺，南大環規院每年都要為政府和世界500強企業等客戶提供幾百項環境咨詢服務。
壓力不在數量大，而是服務質量要求高了。陸朝陽感覺這種趨勢在黨的十八大以后出現，尤其是國家“氣十條”“水十條”和新環保法實施，甚至環保部新的領導班子上臺后越發明顯。
這都是環境咨詢業在中國發軔的種種跡象。
首先因為環保督政的加嚴，地方政府被迫還舊賬。
南大環規院以前也給地方政府做河流整治方案，但是目標制定得很隨意。“中央要求Ⅲ類水，地方政府就定Ⅲ類水。能不能達到呢？規劃先做了再說。”陸朝陽說，統計數據直接拿來就用，環境監測一次就夠，最終導致“規劃規劃，墻上掛掛”。
而今，地方政府會動真格考慮達標能力——這亦是環境咨詢業的英雄用武之地，對達標規劃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地方政府對統計數據的要求也更嚴格，還要做長期和科學的監測。
急需學習國際經驗的地方政府讓美國咨詢公司也忙了起來。前加州空氣資源局執行官凱瑟琳?薇姿博恩退休之后，成為美國氣候工作基金會咨詢師，最近頻繁和北京、深圳多地的環保部門接觸：“作為一個給政府服務的政策管理咨詢師，我愿意分享在世界上最大的空氣管理機構工作的經驗，基本上我一年要來中國4-6次。”她說。
在嚴格的新環保法下，企業負責人不想被罰款、被刑拘，就要主動補課。吳成志發現“智慧環保”也是和合規性相通的時髦說法：EHS（環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統、工廠的原材料、用煤量、廢氣、廢渣……都被納入環境信息管理系統中，成為環境咨詢公司新的業務。
EHS環境健康安全管理系統一直被中國企業忽視。圖片來自網絡
進一步地，政府和企業的環境管理還開始重視公眾的舉報、公益組織的爆料。這類訴求被業內稱為“沒有明確標準的民標”，比法規更嚴格。
為達到“民標”，環境咨詢公司接到的臨時任務開始變多，類型也千奇百怪。比如有的工業區被百姓投訴有廢氣排放，就委托咨詢公司提供工業區的廢氣整治方案，有的還要設立臭氣預警預報系統。
割裂的中國市場
環境咨詢業聽上去很陌生，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不是一個新興行業，在中國市場上，也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最為典型和成熟的就是中國的環評市場，全國共計上千家環評機構。以環評為代表，中國目前的環境咨詢業務大多集中在環保系統內，據多位受訪人士估計，這個比例占到一半以上。即便在2015年已有多家“紅頂中介”脫鉤，但截至目前尚有七成以上、150余家環評機構沒有和環保系統脫鉤。
除了環評，環保系統的機構也承擔了不少其他的環境咨詢業務。浙江省某地級市環保局污防處處長表示，“十三五”規劃要求VOCs（揮發性有機物）零增長，但地方環保局對于VOCs管理很陌生，甚至連如何計算都不清楚，一些工作就委托浙江省環科院來做。
“哪怕改革了，客戶的潛意識里還是想找環科院，對他們的背景更放心。”吳成志說，“尤其是政府的決策性服務，不會交給社會上的公司。”
對于外資咨詢公司而言，進入中國已多年，如果不與國內環科院或高校合作，分享的蛋糕更多是毫不相干的另外一塊——給在華的外企、國際機構服務。
美國哈莫尼公司高級副總裁秦健民說：“我們做的環評都是英文的，還要全文公示。”早在1994年，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環保意識時，哈莫尼就看準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產業市場，進入中國。22年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是哈莫尼最大的客戶。
除了環評，外資咨詢機構還給在華的外企從事總部要求的環境服務，例如EHS管理。這些不只是符合中國的法律法規，更多的是國際通行的規范甚至更為嚴格的行業規范。而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外企也與國際接軌，碳排放的核查也需要咨詢公司來做。
由于外企“樹大招風”，常常被環保組織盯上，外資企業還委托環境咨詢公司對供應鏈進行審計和風險管理。比如某些外企在被質疑供應鏈污染后，就去全球咨詢集團AECOM尋求幫助。“這和法規關聯性不大，是我們不同于環科院的、在中國的特色服務業務。”AECOM中國區環境執行總監涂震江說。
AECOM設計的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林匹克公園方案。
歐美企業，水土不服
歐美是環境咨詢公司的主要聚集地，公司類型多樣，除了水氣土外，還涉及自然資源、能源、職業衛生、綠色建筑等多個領域。
作為服務業，環境咨詢的業務細致而專業。有的將服務內容按照首字母A-Z排列開來以便于查找，有的可上門回收油漆、農藥、電池、熒光燈泡等有危險性的家庭廢品，有的通過高分辨率的測算和模型，觀察泥沙中污染物的傳輸過程。一家電子廠商的亞洲工廠工人總是患上共同的特殊疾病，Ramboll Environ公司對工作環境進行了嚴格定量的檢測后，結果顯示這種疾病與客戶的工廠設備無關。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于環境服務業的報告顯示，2000-2010年，全球環境咨詢業和工程服務經歷了史上速度最快的增長，收益達522億美元，增速達73%。
全球工程建設領域最權威的學術雜志《工程新聞記錄（ENR）》每年都會對環境企業進行排名，“咨詢和研究”是單獨的一類，2014年，前20家公司的收益占到了該分支的六成。
實際上，入華的外資咨詢企業近幾年才真正與中國接軌。哈莫尼公司最近才開始設計中文網站。這聽上去不可思議，經營了22年的中國分公司居然只有英文網站。這在外資咨詢公司界卻是共性——他們大多數都沒有中文網站。
“1990年代進駐中國的外資多，過去20年，我們享受了得天獨厚的好日子。”涂震江說，“現在也越來越要和國內接軌。”
外企的蛋糕不僅被分完，甚至還在縮小，多位受訪的外資咨詢公司高層均表示了這種擔憂。
在開始征收VOCs排污收費的上海，多家世界500強的外企已將VOCs的計算業務交給上海環科院。作為政策的制定者，環科院顯然對于如何計算更為清楚，收費也更為便宜。
為何入華多年卻不接地氣？除了收費太貴和國內不習慣按小時收費外，外企受訪人士認為主要原因是需要有資質，方能拿項目。
打開一些省級環科院的主頁，“資質和榮譽”是醒目的一欄，“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資質證書”“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證書”……多達數十份。
比如環評，作為在中國最為繁榮的環境咨詢服務，外企只能袖手旁觀。據了解，在華外資咨詢公司中，獲得環評甲級資質的僅有一家，AECOM因和南昌環科院成立合資公司，而有了環評乙級資質。“我們南昌的乙級資質并沒有在上海備案，我們也就不能做上海的環評項目。”在上海靜安寺附近的AECOM辦公室里，涂震江說。
不僅是環評，其他的項目申請也會受到限制。雖然AECOM的工程師也有多年工作經驗，可一旦招標單位對高級工程師的數目進行要求時，涂震江也會有些無奈。“老的工程師再考職稱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只能鼓勵年輕的工程師去考，或是招聘時優先招高工。”涂說，“但是國內考試的內容和我們公司的要求又不一樣。”
長期與國內的業務割裂，沒有本土的專家形成梯隊，接地氣的能力會進一步喪失，甚至連招聘都較為困難。
在南大環規院最近一次的招聘中，一個崗位能收到一百多份簡歷。“招應屆生一點都不困難。比較頭疼的是，同學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太少，也脫離實際。”陸朝陽說。而一向以海歸為招聘對象的哈莫尼則更頭疼，秦健民甚至讓推薦一些應聘者。
環評只是商機的起點
對于外資咨詢公司的淡淡憂傷，本土的咨詢機構有些不解，因為不需要資質的業務已越來越多。
凱瑟琳也對中國的環境咨詢業充滿信心。因為在美國，即便聘用了近千名專家，加州空氣資源局依然會委托外界的咨詢公司做業務。“因為我們總是有得不到的數據、不想買的模型和特定行業的分析，比如汽車公司和個人是怎么簽約的，這如何影響新標準的實施。”
多位受訪人士表示，政府服務雖然現在井噴，卻只是階段性的需求，焦頭爛額還完舊賬之后，業務量就少了。更大的業務還是在企業。正如任何企業都有法律顧問，聘用環境顧問將成為趨勢。
“對于中國發展環境咨詢業，我不建議優先服務環保部門。”凱瑟琳說，“幫助企業遵守法規才是更有用的，這也是美國大部分咨詢公司做的事。”
秦健民記得，美國的環境咨詢業在1990年代初發展很快，得益于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修訂了清潔空氣法案。嚴格而陌生的法規使得全國范圍的企業和政府都來找咨詢公司做培訓。
《清潔空氣法》通過十周年時，美國一些參議員在國會大廈外舉行記者會。圖片來自羊城晚報
而對于目前最大的環評市場，未來可能并非主要的咨詢業務范疇。在美國，企業需定期通過許可證申報排污情況，大部分都委托咨詢公司來做，這是一塊比環評更大的市場。
中國正在執行許可證改革，這有利于政府監督執法，也被市場看好。吳志成在2016年3月頻繁參加了造紙、石化化工行業排污許可證管理制度研討會，對美國環境質量法規和排污許可證制度進行了介紹。有些企業已經來找AECOM，了解為何環評通過的脫硫設施并不好用，想要換一個更合適的。
另一塊大的市場則是產業鏈的延伸。國內做監測儀器起家的聚光科技、先河環保也已經開始做咨詢。有著悉尼、倫敦的奧運會場地規劃經驗的AECOM，最近也在中國整合團隊，提供從設計、建造，到投資、運營的全方位綜合性服務。這個尺度甚至大到一座城市。“AECOM上海的規劃團隊正在給四川綿陽做全球韌性城市的規劃設計，包括雨水公園、海綿城市等。”涂震江說，“這個不需要資質。”
嘗到城市尺度整體服務甜頭的不只是環境咨詢公司，比如做財務咨詢的大岳咨詢、濟邦咨詢給政府當投融資顧問，幫助政府策劃PPP項目，近年的業務中，一半以上都與環境有關。
北京大岳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介紹，公司的第一單項目就和環境相關，幫助一家蘇州公司實施臭氧層保護的清潔生產計劃。1996年成立初期，公司還處于學習階段，國內的項目不多，以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的項目為主。2002年后的十年，住建部大規模推行PPP模式建設污水處理廠，業務上了新臺階。2013年后，PPP成為國家戰略，公司業務量每年翻一番。
和外企一樣，民企也會受到資質的限制。“紅頂中介做的是‘可批性報告’，不是可行性報告，和審批機關關系好，能夠通過。”金永祥說，“這是行政職能的延伸，我們基本不做。”不過，金永祥相信只要實力強了，仍然會受到政府重視，正如現在發改委的文件也會直接發給大岳公司。
可是，讓金永祥擔心的是，好不容易漸漸勝過有資質的紅頂中介，多個省市縣政府又在建立PPP咨詢機構庫，不進入這個咨詢庫，就沒有資格參與當地PPP項目。
這似乎又是資質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