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仔細考察環境問題的原因，似乎主體責任者又并不在社會大眾，而在于企業。顯然，作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企業排污是污染排放的主要來源。據環保部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國工業廢氣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1974.4萬噸；氮氧化物排放總量為2078.0萬噸。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325620萬噸，工業污水排放超過220億噸……雖然排放總量與過去相比略有降低，但面對這些依舊龐大的污染來源，清理的工作絕非依靠公眾零散的力量所能完成。2015年年初，柴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就像穿過北京霧霾的一顆子彈，擊中了公眾的心靈。人們猛然從經濟高速增長的陶醉中醒來，反思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環境問題。柴靜在片子里鼓勵民眾參與，每個人例行節約，過一種低碳環保的生活。這似乎成為了公眾心目中改善環境的一條捷徑。就像口號里喊的：“愛護我們的環境，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我曾把柴靜的片子拿給歐美的記者觀賞，很有意思的，對方卻并未對環保過程中“發動群眾”的策略表示贊許。這很正常，在歐美國家，環境保護的最大推進動力不是民眾參與，而是環保企業的發展，一些具有行業積淀的環保企業用先進的治污技術和管理方模式支持各國的環保事業。在這些環保行業的跨國企業中，國人較為熟知的是法國的威立雅（Veolia）。其在中國長期的深耕經營，值得我們探討這種商業模式的普適性。

1853年，威立雅成立于法國，其最初的業務主要是為農田灌溉和法國城鎮供水。目前，威立雅在全世界五大洲多個國家都有環保服務業務，員工近20萬，涵蓋了水務，廢棄物和能源管理三大環保業務。在上世紀90年代，威立雅成為進入中國市場的“鯰魚”，為中國水務市場的原有格局帶來不小的沖擊。有業內人士表示，其先進的水務處理技術，讓當時中國的供水系統只有仰望學習的份。

當年，在中國水務行業內部，供水和污水處理是兩個截然相反的行業，污水處理是環保部門的責任，供水屬于自來水公司的天下，而“水務”，則涉及所有與水的開發利用處理相關領域。威立雅水務在中國是最早嘗試全面市政水務服務的商業運營商。2002年簽訂的浦東項目則標志著威立雅水務進入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包括制水、配送和客戶服務在內的全面水務服務。水務一詞也開始逐漸被社會和企業接受。

對于威立雅來說，把環境治理作為一項“服務”來經營，早已是商業上的一種本分、一種本職工作。然而，對于商業大環境截然不同的中國來說，我們卻長期輕視環保業的“服務”精神，一度避免將環境事務納入到“資本”的范疇。認為這只是政府某個部門來“治理”的事情。但很顯然，如果在治污和環保領域不引入資本的杠桿作用，我們已經看到，治理方自身根本不可能具有多么高的動力和創新熱情。

國外環保企業之所以能發展壯大，便是基于這樣一種由資本所激發的、保持創新的熱情，或者說，這就是經濟學大師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商業創新精神”。資本的逐利性使得企業力求將生產服務由單純的增量變為質的變量，在環保行業的體現便是服務和技術的創新。

說回到威立雅，在研發廢棄物創新管理方案之上，威立雅注重將廢棄物品循環再利用，使其多次利用達到廢棄物的可持續。商業的本質，是把產業鏈條做長，把盈利鏈條做短，這在環保企業也能得到體現。比如為某個城市提供廢棄物管理，國內的普遍思維是垃圾末端的處置，比如把城市垃圾直接填埋或者焚燒了事，不會設法把產業鏈做長，而威立雅卻從開始就把整個城市從源頭到末端都考慮進去，延展了整個廢棄物管理的產業鏈。在英國倫敦的薩瑟克區，威立雅為其量身訂制了一個綜合的垃圾管理方案，從源頭的減量分類，到垃圾分選再到綜合處置，把整個城市的垃圾進行了有機的科學的管理。污染和廢棄物，在環保產業的語境中不是無用的東西，而是一種獲利的基礎資源，就像是經濟學中的基本生產函數。

在丹麥，威立雅即將建造的比隆生物精煉污水處理廠，把廢水污泥和有機廢物轉化成當地消費的生物氣體、農用郵寄土壤改良劑和生物塑料。在新能源方面，威立雅通過和其他行業跨界合作，研發新型能源提供設施以及新型能源的開發；在水務服務上，該企業也是如此，通過不斷研發創新的污水處理方式，威立雅目前也為世界各地區提供高質量的飲水和供水服務。

種種技術上的創新恰好說明了在環保這樣看似“公益”的領域引入商業因素的可持續性。資本的“逐利性”，恰恰逼迫了企業在服務質量和技術創新上的步伐。因為只要你稍一落后，馬上就會有競爭力更強的治污新企業取而代之。

但是，相比國際環保行業的發展水平而言，我國的環境保護行業還有很大落差，雖然發展歷史已有二十多年，但整個行業體系還顯得稚嫩，也沒有形成幾家類似威立雅的行業先導企業。最重要的，還是缺乏一種踏實做好服務的精神。回頭看看國內最近二十年的各種環境問題，遠在《穹頂之下》播出以前，清潔的空氣、干凈的生活用水供應早已成一種奢侈，這不由得讓人懷疑、反思我們過去做環保的既定思路。

作為最近兩年頗受關注的新型企業運營模式“PPP模式”（公私合伙模式），威立雅早年間在中國市場的成功運作，也成功為我們自己的企業試水“PPP”樹立了典范，證明了該模式操作上的可行性。為社會公共服務尋找一個好的服務供應商，不僅是企業責任，更是社會責任。我們不能因為霧霾而遮蔽雙眼，無視以下的事實：最近幾年，國內的環境問題逐漸得到改善，這和引入資本的要素是離不開關系的，以威立雅為代表的跨國環保企業在這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把環境問題由一個有關部門純粹的行政問題轉變為高品質的商業服務，這正是資本告訴我們的故事。

根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未來五年，我國環保行業10萬億投入九成來自民資。這當中，像威立雅這樣的代表性外企，無疑起到了帶頭的作用。在對威立雅模式的效仿下，中國的環保企業也形成規模化的產業集群。近年來，國內的環保行業“迎來春天”已是一個普遍共識。國內的環保企業發展很快，勢頭強勁，得益于外部條件，比如政策法規和大環境的支持，之后更多需要做的是加強內功。

在未來，環境問題依然會隨著人口攀升和社會發展進步的加快受到影響，因此，具有資源整合優勢的企業將充分享受行業紅利。只有當企業、公眾和監管者三方根據自身的特性，分別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時，“威立雅模式”才具有真正的現實意義。我始終相信，被規則和法律馴化的資本并不是邪惡的，相反，它能為我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