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中國愿景——從“無廢城市”到“無廢社會”
- 今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5月,生態環境部公布了“11+5”個“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名單。那么,“無廢城市”的理念從何而來?希望通過“無廢城市”實現什么愿景?6月6日,《環境與生活》雜志采訪了中國“無廢城市”發起人之一杜祥琬院士。
6月6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接受《環境與生活》雜志采訪。 季江云/攝
6月6日上午,《環境與生活》雜志記者來到北京市應用物理與數學研究所,“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杜祥琬院士在他的辦公室接受本刊采訪。
杜祥琬院士是應用物理和能源專家,曾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早在2017年上半年,杜祥琬就與劉旭、錢易、陳勇、郝吉明、侯立安、賀克斌等多位院士一起,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呈了《關于通過“無廢城市”試點推動固體廢物資源化利用,建設“無廢社會”的建議》,得到國家有關領導的重要批示,決定由環保部(現生態環境部)牽頭推進實施。
讓社會從資源消耗體變資源循環體
現年81歲的杜祥琬院士至今仍奮戰在科研第一線,今年剛好是他從事科研工作55周年。采訪從“無廢城市”的來龍去脈開始。《環境與生活》記者問杜院士:“現在大家常說不忘初心,您當時向中央提出‘無廢城市’建議的初心是什么?”
杜祥琬院士幽默地說:“很多人都覺得奇怪,我一個搞能源研究的,卻搞起了垃圾。現在流行一句話,其實沒有廢物,廢物只是放錯位置的資源。垃圾產生量巨大,處理不當既會造成資源浪費,更會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帶來嚴重危害。”
杜院士解釋:“廢棄物減量化和資源化利用水平是國家現代化水平的明顯標志,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指標,更是提高公民素質的有力抓手。我們的社會當前是一個吞吃資源的消耗體,很多資源和能源都是不可再生的,這就需要把社會從資源消耗體轉變成資源利用的循環體。這也是我們建議從‘無廢城市’做起,最終實現‘無廢社會’的意義所在。”
需要說明的是,“無廢城市”并不是沒有固體廢物產生,也不意味著固體廢物能完全資源化利用,而是一種先進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終實現整個城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小、資源化利用充分、處置安全的目標。
在我國臺灣考察受觸動
2005年,身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的杜祥琬院士參加中國工程院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合作的“可再生能源與環境”項目。在瑞典考察時,杜院士發現當地的垃圾處理水平非常高,49%的垃圾用來焚燒發電,36%垃圾用來做沼氣,14%的垃圾用作有機肥料,只有1%實在無法資源化利用的,才最終填埋。
杜院士說:“但是,當時瑞典的垃圾處理和資源回收經驗還不足以讓我有很深觸動,因為東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異,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垃圾中湯湯水水很多,影響資源回收利用。但后來我去了臺灣,發現他們的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做得很好。”
臺灣八里垃圾焚燒發電廠因風景優美,已成為婚紗拍攝的“網紅地”。
在2013年前后,杜院士去臺灣就兩岸可再生能源與環境合作項目進行考察。杜院士在臺北、新北和臺中都看到,當地的垃圾處理從源頭上就做到減量化,在此基礎上嚴格分類,資源的回收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例如,生活垃圾可焚燒發電,建筑垃圾可以回收再做成建材,電子垃圾可以從中提取貴重金屬。這讓我很有觸動,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生活方式基本相同,臺灣同胞能做得很好,我們大陸這邊一定也能做到。”
另據報道,我國臺灣的人均垃圾產生量約為0.4公斤/天,僅是大陸人均垃圾量的1/5。
杜院士后來有一次參加清華大學舉辦的關于固體廢物處理的學術論壇,他在會上說:“工信部提出‘智慧城市’,住建部有‘海綿城市’,氣候司推動低碳城市,我們環保系統是否可以提出‘無廢城市’?”會上,當時環保部的一位同志對這一倡議深表贊同。這也堅定了杜院士提出相關建議的決心。
沒想到中央領導批示這么快
杜祥琬院士說:“在做了充分的調研后,大約在2017年上半年,我與劉旭、錢易、陳勇、郝吉明、唐孝炎、侯立安、賀克斌院士等多位院士,聯合向黨中央、國務院上報了《關于通過‘無廢城市’試點推動固體廢物資源化利用,建設‘無廢社會’的建議》和《關于建設‘無廢雄安新區’的幾點戰略建議》的兩個院士建議。中央領導很快就批示了。批示之快,讓我們完全沒想到。此后,由環保部(現生態環境部)牽頭制定了《‘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協同其他多個部委實施。”
自國務院今年初下發《“無廢城市”建設試點方案》起,各省積極響應推薦候選城市,杜祥琬院士說:“我們提出‘無廢城市’的建議有兩個沒想到,一個是前面說的中央批復之快,我們沒想到;另一個是地方上響應之積極,也是我們沒想到的。國務院通知下發還不到一個月,就有60多個城市報名參選。”地方某市的負責人甚至對杜祥琬院士表態說:“我們一定要爭當無廢城市試點,當不上試點城市也要做這件事。這是對我們發展理念和水平的鞭策和提升。”
建設指標體系避免一陣風
今年4月19日,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與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登記管理中心在北京組織召開了《“無廢城市”建設指標體系(試行)》(以下簡稱“指標體系”)專家論證會。專家組一致認為,“指標體系”能夠較好指導“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建議盡快試行。
杜祥琬院士作為“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咨詢專家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參與該“指標體系”的多次專家論證,他對《環境與生活》記者說,這個體系設立了源頭減量、資源化利用、最終處置、保障能力、群眾獲得感5個一級指標,每個一級指標再分設二級和三級指標,逐級展開,層層推進。
今年4月29日,生態環境部會同相關部門確定了11個城市作為“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分別為廣東省深圳市、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安徽省銅陵市、山東省威海市、重慶市(主城區)、浙江省紹興市、海南省三亞市、河南省許昌市、江蘇省徐州市、遼寧省盤錦市、青海省西寧市。同時將河北雄安新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中新天津生態城、福建省光澤縣、江西省瑞金市作為特例,參照“無廢城市”建設試點一并推動。這也就是大家常說的“11+5”個“無廢城市”建設試點。
根據“無廢城市”建設試點方案的要求,這些試點城市將探索建立綜合管理制度和技術體系,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示范模式,為建設“無廢社會”奠定基礎。
有網友擔心,“無廢城市”試點會不會是一陣風,風頭過后,一切照舊。那么,“無廢城市”試點究竟應該如何建立一種長效機制?
針對這種擔心,杜祥琬院士耐心地介紹:“在無廢城市考核體系中,有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就是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它又分為二級和三級總共四五十個分指標,涵蓋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需要大量的群眾意見反饋,不是一陣風就能完成的。在讓群眾滿意的基礎上實現固廢的資源化和減量化,這才是我們建設無廢城市的意義所在。”
垃圾焚燒廠也可變成優美風景
據生態環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年報》統計,全國大、中城市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13.1億噸,工業危險廢物產生量為4010.1萬噸,醫療廢物產生量為78.1萬噸,生活垃圾產量則高達2.01億噸。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這里綠樹如茵,空氣中沒有煙塵和異味。 季江云/攝
從“無廢城市”試點逐步過渡到“無廢社會”,杜祥琬院士認為有三大效益。
第一是環境效益,固廢減量化可有效緩解多地“垃圾圍城”的局面,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他舉例說,只要腳踏實地做好工作,垃圾焚燒廠也可以變成優美的風景。我國臺灣有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由于環境優美而成為當地民眾拍攝婚紗照的“網紅地”;
第二是經濟效益,把原本要浪費的垃圾加以循環利用,獲得資源和能源,就體現了經濟價值。
“第三,也是我最看重的,就是社會效益”,杜院士解釋,社會效益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對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戰和促進,要把垃圾問題管好、管實,就需要引入信息技術和大數據處理等手段來提升管理水平;二是包括老人、兒童、保姆等群體在內的公眾都能做到垃圾減量化和嚴格分類,“這將大幅提升公民群體的文明素質,社會意義非常深遠。”
中國發展之路必須邁過這道坎兒
在展望從“無廢城市”到“無廢社會”的美好前景時,杜祥琬院士也指出了這個偉大而光榮的任務面臨長期性和艱巨性,“不要指望這十幾個試點城市和地區在兩年內就實現‘無廢’了。在這短短的兩年里,這些地方要理清思路,選擇關鍵技術,調整產業結構,推動公眾觀念轉變等,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么,“無廢城市”建設在推進過程中的主要困難是什么?杜院士認為,從源頭上看,主要是讓公眾從觀念上轉變,認識到垃圾減量化和嚴格分類的必要性,并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具體可考慮用經濟手段來鼓勵居民做好減量和分類,做得好的要獎勵。對做不到的給以相應處罰;在中間環節上,確保已經嚴格分類的垃圾不再混合,確保在提取有用資源時不會形成二次污染等;而在末端的垃圾焚燒環節,焚燒發電技術要做到位,堅持環保標準,加強監管,可以把二噁英和飛灰等問題解決好。。
在采訪的最后,杜祥琬院士總結道:“從‘無廢城市’試點實施直到‘無廢社會’,這是一個美麗的事業,但也面臨一系列困難,在技術、管理、公眾觀念等各方面都有挑戰,這就需要我們堅忍不拔、認真求實、穩步推進,一大批干部要做好吃苦的準備。這也是我們國家現代化發展之路上必須邁過的一個坎兒。”
杜院士腰背挺直,侃侃而談一個多小時仍精神飽滿。采訪結束后,他執意送記者出來,走起路來步履輕快。記者忍不住問了一句“您真的有八十高齡嗎?”杜院士哈哈大笑地說:“我怎么也是八零后啦!”
原標題:杜祥琬院士:中國愿景——從“無廢城市”到“無廢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