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大建：未來十年，中國減碳與發展平衡展開
2021年11月20日，157期文匯講堂《學習十九屆六中全會特別講座——格拉斯哥峰會后中國的雙碳路線圖和挑戰》成功于線上舉行。主講嘉賓為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上海市經濟信息中心綠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佳應邀擔任對話嘉賓。
嘉賓主講
在格拉斯哥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26）11月13日剛剛結束，我就其主要成果，結合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戰略，交流一下自己的觀察和思考。
展開討論之前，先了解何謂碳達峰和碳中和。碳達峰、碳中和是要使二氧化碳排放實現一個“倒U形曲線”的轉折。原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呈現上坡曲線，而碳達峰是要進入一個平臺，促使碳排放達到穩定的“天花板”，碳中和是二氧化碳排放從“天花板”開始下降，最后至排放和吸收達到中和。
簡言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就是要讓經濟社會發展與二氧化碳排放、溫室氣體排放實現脫鉤。雙碳發展的本質是要高質量發展，要在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提高的同時，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的排放。
第一個關鍵詞：1.5度
12年來逐漸達成限溫共識
格拉斯哥COP26會議是貫徹落實2015年巴黎會議的第一次五年期重要會議。《巴黎協定》政策有三個支柱：減緩問題、適應問題、資金問題。格拉斯哥COP26會議還涉及一項操作實施的議題，包括定期公布國家自主貢獻報告，探討國際碳交易機制等。圍繞以上四個方面解讀格拉斯哥COP26會議的成果和信息，可以強調四個關鍵詞。
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2015年的巴黎會議、2021年的格拉斯哥會議，三個COP主要會議對于全球升溫的控制目標逐步提升。哥本哈根升溫限制目標是2度，巴黎會議限制目標變為“保2度，爭取1.5度”。今年格拉斯哥會議上，聯合國已強調要把1.5度作為主要奮斗目標了。
聯合國環境署在會議召開前發表了一份排放差距報告。2020年間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在400多億噸，包括所有溫室氣體的排放在500多億噸。按照1.5度目標，從現在起應該持續下降，到2030年應該分別降低到200億噸和300億噸以下，到2050年應該分別降低到100億噸和200億噸以下。從現在到2030年世界共需要減少排放約280億噸。
我個人預感，明年在埃及舉行COP27會議，各國自主貢獻匯總后的情況距離1.5度目標的差距會進一步縮小。
第二個關鍵詞：適應
到2030年成本每年約為1400-3000億美元
目前，地球溫度相對工業化前已上升了1.1度，如何適應這種極端氣候變化是一個應對性的工作。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有200多個締約方，其中最弱勢的就是小島嶼國家，他們最關注“適應性”問題。因為海平面上升可能會淹沒其陸地空間。菲律賓的總統應對氣候變化辦公室，視其為同軍事緊急狀態同等重要的事務。聯合國環境署的適應差距報告估計，到2030年的適應成本每年約為1400-3000億美元，到2050年的適應成本每年約為2800-5000億美元。
第三個關鍵詞：資助
1000億美元涉及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
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有三個里程碑的年份，形成了三份有法律約束性的文件。2015年的巴黎會議，通過了第三份具有法律約束性的文件即《巴黎協定》，要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要以自下而上、自主貢獻的方式參加減排，發達國家有義務和責任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
此次格拉斯哥會議繼續強調發達國家需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并把時間延長至2025年，進一步提出2025年后提供的額度要比2019年的800億增加一倍。
發達國家承諾提供資金資助發展中國家減排，涉及到氣候變化公約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氣候變化COP締約粗線條可以分為三類：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發展中的小島嶼國家。美國、歐盟這類國家負有重要的歷史責任，需要絕對減排、大幅減排，同時提供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減排；發展中大國，包括中國、印度要提出有力度的可測量、可報告、可檢驗的MRV指標，但不用出資；小島嶼國家可以根據國情參與活動，同時得到資助進行相關的適應和減排行動。
第四個關鍵詞：減煤
從“逐步終結”改為“逐步減少”
減煤作為COP26會議中與1.5度目標相關聯的一個重要舉措和決定，是此次會議的亮點。與此有關的意見分歧是，原本COP26會議的決議草案是逐步終結煤碳，但是印度、中國、美國等要求最終文本改為逐步減少煤碳。一個解讀是對于以煤為主要能源的發展中大國來說要完全終結燒煤是困難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多邊文件明確規定減煤這是第一次。這一信息表明，從2021年開始，傳統的煤油氣等化石能源已經分別開始逐步減少的節奏，具有了啟動“21世紀新工業革命”的意義。
這個以碳中和為核心的新的工業革命和去碳化創新，主要包括三類技術：以可再生能源為內容的零碳技術，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的降碳技術，碳排放以后用自然和人工方式吸收的負碳技術。新工業革命的目標是用三種與碳有關的技術重塑我們的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徹底脫鉤。
中國現在在哪里？
工業化啟動晚百年減排僅晚十年
中國實施怎樣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發展戰略和路線圖？就當前現實排放而言面臨兩個挑戰。一是自2007年以來，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居世界第一。綜合2020年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國際能源暑（IEA）和新華社格拉斯哥會議報道，可以得出，截至2020年，中國排放了100億噸二氧化碳。二是世界當前人均排放為4.75噸，中國人均排放7噸。對此，中國以符合共同而有區別責任的精神參與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就顯得非常重要。一則14億中國人的發展任務尚未完成，需要把國內的事情干好；另則需要在國際上承擔與發展中大國相適應的責任，要有氣候問題的道德制高點。
如何看待中國碳排總量第一？一是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仍然低于世界人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1900年至2019年的全球人均累計排放是209.62噸，中國的人均累計排放是157.39噸。我粗略估算，中國到2030年達到峰值，不會超過屆時的全球人均累計量。另一是當下的人均排放是按照生產端計算的，這掩蓋了世界經濟在中國制造、歐美消費情況下的真實人均排放量。按照生產端計算，中國的人均碳排放為7.28噸；按照消費端計算，中國的人均排放為6.41噸。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數值需要相應增加1噸多。
中國參與氣候變化全球治理，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中國第一次強調強度減排；2015年巴黎會議，中國提出到2030年左右要實現碳達峰；2020年格拉斯哥會議之前，習總書記宣布中國將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的時間節點是2050年，他們的工業化比我們早了一百多年，但我們提出實現碳中和的時間僅晚了十年。這就體現了我們承擔世界大國的責任。
中國要到哪里去？
利己利人的雙碳目標的戰略選擇
對2030年中國碳達峰的目標應該怎么理解？我們面對三種不同的情景。
其一是走發達國家曾經有過的排放道路。按發達國家達峰時人均排放10噸來算，中國到2030年是140億噸，而2020年碳排放是100億噸。十年增加40億噸，對中國對世界都非常不利。其二是激進減排。如到2030年減少到人均5噸，總量是70億噸，但會抑制我們必要的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關鍵是處理好發展與減排之間的平衡問題，我認為中國到2030年碳達峰人均排放8噸是可接受目標，這樣總量在110億噸左右，人均排放最高點比發達國家低了2噸，十年增量10億噸左右，但人均GDP實現倍增變成2萬美元。
中國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須優化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以汽車公路貨運為主的交通結構，以城市空間過度擴張、產城功能分離為特點的建設用地結構。因此未來40年關鍵是下一個10年。
進一步可把四個結構問題歸納為三個80%問題。第一個80%涉及能源供給側，化石能源占了80%，其中煤又占了57%。到2050年和2060年左右，要實現倒過來的比例，即讓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75%至80%，把剩余的化石能源作為調峰、應急、備用的手段。第二個80%涉及終端消費或消費側，是指工業包括電力產業在內占GDP的30%左右，但排放量占了80%，這是當前碳達峰迫切需要花力氣解決的大問題。第三個80%涉及碳匯碳捕捉，現在100多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80%要通過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和生產生活模式的轉型在源頭上降下來，然后用20%左右的碳匯、碳捕捉儲藏利用等負碳技術來解決。
如何到那里去？
中國雙碳發展的路線圖中的優先步驟
中國一旦在國內外莊嚴承諾，就必會履行。未來40年碳達峰、碳中和，當下開始的前十年非常關鍵，這10年的達峰里，非常重要的是進行老能源的能效改進工作。一方面，將煤、油、天然氣三者合起來的比例降至2030年的75%左右，特別是其中的煤要降至50%左右。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中國現在萬元GDP的能源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左右，如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減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即約30億噸到40億噸左右。
其次看終端消費部門電力、工業、建筑和交通。今天中國的電力和工業占了二氧化碳排放的80%，這就可以理解中國要先把排放占比45%的電力部門推到碳交易所進行交易。
最后假定我們的碳生產率最大可達5個點，要二氧化碳排放等于零增長，就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要調整到5個點左右。所以我認為，中國提出在2030年之前碳達峰是最佳時機，可以與我們的物質積累和技術積累以及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有對應。
2060年碳中和要比2030年碳達峰做更多的工作，包括三個增量的信息。第一，估計會有10億噸至20億噸左右的剩余碳排放，需要通過負碳技術進行平衡。第二，碳中和需要包括所有的溫室氣體，特別是甲烷。因此中國雙碳戰略需要把農業部門作為重要領域進行頂層設計。第三，實現碳中和，需要不斷增強基于自然的碳匯建設和基于人工的CCUS能力建設，相對于2005年我們已不斷加大森林覆蓋率和蓄積量建設。
最后我想再強調一下，中國是把雙碳目標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轉型當做重大的發展問題進行戰略謀劃和布局的。這標志著中國真正進入了發展與環境高度整合的生態文明新時代，進入了有中國式現代化特色的綠色發展新時代。各行各業都需要在這里找到我們的參與點，在其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嘉賓互動
上海“十一五”即全面啟動節能減排控碳工作，給全國提供經驗
諸大建：您正在牽頭支撐上海碳達峰碳中和政策體系和方案的研究工作，上海已取得哪些先行一步的經驗？
劉佳：根據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部署，上海除了自身做好節能低碳相關工作以外，還要在機制創新、標準制定方面為長三角甚至全國提供經驗和借鑒。
上海從“十一五”開始就系統、全面啟動節能減排控碳工作，全面推進社會經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扎實推進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包括能源、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重點領域精細化的節能降碳，同時積極開展綠色低碳循環的試點示范，包括通過植樹造林提升生態碳匯能力等等。諸多工作齊頭并進、多措并舉。
千方百計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進一步爭取新的市外非化石電力
諸大建：上海在雙碳發展方面是比較有技術優勢和制度優勢的。對照上海的數據，可再生能源要大幅度增長是比較難的，有沒有進一步提高外來電和天然氣的可能性？再有在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中，上海產業結構中的工業占比比較重，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
劉佳：這也是工作實踐中碰到的挑戰，需要依據上海自身的發展階段和現有資源稟賦去面對和克服。
上海綠電比例是比較高的，但僅靠本地的風、光資源又非常少。所以，“十四五”期間上海要力推兩項工作。一是本地的可再生能源，要千方百計去挖掘潛力。現在各區都在排摸建筑屋頂等資源，考慮在節能改造的過程中安裝屋頂光伏，或者探索新建建筑的光伏一體化；結合農業產業，推行農光互補和漁光互補。二是上海的外來電，上海在積極爭取新的市外非化石電源和電力輸送通道。
寶武集團已經提出了力爭2023年碳達峰、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如在工藝流程上從長流程向短流程轉變，提高廢鋼利用率，而不是從鐵礦石、煉焦的鐵前工藝開始，這樣能耗、碳排放、污染物都會大量降低。
石化化工行業現在也在積極布局，一是產業結構向更精細化工藝和產品發展，二是化工企業在積極推動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比如以油為主的原料現在在倡導加入生物基原料和廢塑基原料，一些原本要焚燒處理的廢棄物可以通過循環資源化成為原材料。
國際碳排放量轉移機制有助上海建設國際綠色金融中心
諸大建：這樣做非常好。您還參與碳交易有關的工作，COP26重新提到了碳信用的國際交易問題，我們有沒有考慮和國際對接？
劉佳：在全國碳交易市場今年7月16日啟動之前，上海碳交易市場從2013年就已開展試點。目前涵蓋了碳排放規模在2萬噸以上300家企業，主要是電廠、鋼鐵、石化化工以及航空企業等等。
COP26提出在全世界范圍開展一定程度的碳減排量的轉移，我們就可通過購買其他低成本國家的碳減排量，降低自身的減排成本，實現自主貢獻的目標。中國作為節能減碳新技術大國，現在已經彎道超車，相關的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也是比較領先，也有機會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售減排量。
全國的碳交易系統落戶上海，為上海打造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碳交易、定價、創新中心打下基礎。在綠色國際金融樞紐定位的目標下，也可以借助國際碳市場的機制，更好地支撐實現我們碳金融中心的建設。
諸大建：許多事情先行一步非常重要。中國的新能源汽車、風光發電、特高壓網站在國際上處于領先，這些技術就可以到海外去賺碳結匯，上海在這方面也可以形成優勢。
必須精確計算合理碳排放需求，兼顧五個新城建設、舊區改造等
諸大建：上海碳達峰的“天花板”在什么地方？
劉佳：上海在全國層面發展階段相對處于后工業化，人均GDP也已超過2萬美元，因此具備一定的碳達峰的基礎和條件。但還是存在挑戰，比如說五個新城的建設，臨港新片區、長三角一體化的發展，都需要能耗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人工智能、數字化治理等，對能耗的需求也非常大，生活品質的提升、公房加裝電梯、舊城區改造更新等都會增加能耗。這種情況下實現碳達峰需要實事求是，符合自己實際發展的情況。
因此上海必須測算出合理的碳排放增長需求，同時有多少減排的措施和空間，排出每年的增長需求和減量措施，最終才能得出合理的峰值水平。
垃圾分類是循環經濟的關鍵環節，減少物質流就是減碳
劉佳：上海的垃圾分類做在前頭，成果頗豐。您覺得垃圾分類這個循環經濟和資源綜合利用比較關鍵的環節，和雙碳是什么關系？
諸大建：雙碳發展可以把垃圾分類和處理提高到更高的層次和水平。一方面，雙碳發展可以使垃圾分類和處理更加精細化，例如濕垃圾混在垃圾焚燒和填埋中進行處理，會產生甲烷和其他污染氣體，因此濕垃圾要精準地用基于自然的方式或回到自然的方式進行處理。另一方面，現在的垃圾分類并不能把源頭的垃圾產生量降下來，而雙碳發展可以通過更加源頭的循環經濟實現垃圾減量。
包括個人、家庭、企業、城市在內的行為主體，碳核算和減碳通常有三個范圍：范圍一是直接的化石能源排放和減碳，比如說開燃油車、坐飛機等。范圍二是間接的用電排放與減碳，例如家庭電氣化或者開電動車可以減碳。范圍三是生產和生活上下游供應鏈上的物質消耗。生產和生活中的這些物品與能源沒有直接關系，但這些物品的制造和使用隱含著全壽命過程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因此，在范圍三減碳需要發展循環經濟。換句話說，用循環經濟減少物質流就是減少垃圾產生量，也就是減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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