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新范式經濟學理論構建

的傳承與創新

潘家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發展的文明形態，在中國長期、廣泛而深入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不斷發展，不斷創新，已經形成系統性的理論特征與政策體系，亟須總結提煉升華成為具有普世意義的自主知識體系，探索構建核心基礎理論，梳理分析檢驗其政策內涵。中國社科院立項開展“生態文明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理論基礎及其政策含義研究”，體現了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國家隊的責任和擔當。團隊的學術積淀深厚，交叉融合性強，理論假說、架構內容、研究思路和方法特色鮮明，這一研究必將為這一新興學科的創建、學術領域的拓展和學理創新的突破，作出貢獻。

一、生態文明新范式經濟學研究源于感性問題

對于生態文明新發展范式的認知，源于我們的時代感性。20世紀60年代“馬爾薩斯陷阱”的幽靈揮之不去，我們的社會充斥著“人口爆炸”、生態災難的咒語。及至改革開放前，全社會為溫飽所困，生態退化嚴重。因而，“生態平衡”就成為當時的社會共識、重大問題、行動導向和政策本色。然而，由于低下的生產力、計劃經濟的桎梏，生態失衡只能趨于加劇。改革開放后，允許農民走出悄寂的鄉村，把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把土地從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中釋放出來，土地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短短幾年，困擾中國幾千年的溫飽問題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由此，深感工業文明的市場經濟發展范式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繼而，我們發現，工業文明急功近利的弊端不斷凸顯，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水資源短缺，化石能源枯竭，及至危及人類未來的全球變暖……人們普遍認識到，工業文明并非那般美妙，功利主義的“利潤最大化”正在毀滅我們的世界。社會需要轉型，發展必須可持續。1980年代后期我在工業革命發祥地的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時，發現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工業文明的認知也在不斷自我批判中前行。也正是他們的自我覺醒，這個由發達國家占據話語地位的世界，才有可持續發展、保護生物多樣性、控制全球溫升的國際協同。

如同工業文明發展范式下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一樣，任何新的發展范式的創新，都是問題導向的。蒸汽機的發明，表明機械可以成倍乃至于萬倍于人力和畜力；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而形成的勞動分工提升了勞動生產率；規模化大生產產生了規模效益。因此，農耕文明自給自足的微循環系統顯然不能夠適應工業化的經濟理論體系，從供給需求生產消費的二元體系中尋求市場均衡的經濟學理論構建，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二、新范式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在理論傳承中構建

構建生態文明自主知識體系是現代的，要創新，但是，首先要傳承。不論東方還是西方，經濟行為皆受制或從屬或基于倫理道德認知。我國自古不僅有“莫打三春鳥”、不要“竭澤而漁”的樸素的經驗總結，還有先哲深邃的哲學智慧。道家關于天地人關系的認識，不僅遠早于而且思維層次和學理站位更高于西方的“土地倫理觀”，是我們現在講的生態文明的東方哲學的起源和基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認為對于這句話的學習和理解，關鍵在于“法”。“法”具有依賴于、取決于、效法于的蘊含，人依靠土地，勞作于土地，收獲于土地；但是，土地的產出依賴、取決于“天”，溫度、濕度、降水、土壤自然肥力顯然不受制于人。而“天”之作為，因循于“道”，“天”也不可自以為是，胡亂作為。何謂其道？乃自然也，有其內在的自身規律。所以，生態文明的理論淵源，2500年前，老子已然奠基：尊重、順應和效法自然。

老子的這一哲學智慧，在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得到傳承和發揚。2300年前的荀況，對人與自然的和諧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將先賢的“道法自然”進一步地理性和操作性解讀：萬物必須和諧相處才能生存繁衍，各得其養才能成就其物種，這就有一些白話的意思了，我們能聽得懂了。大約500年前明代的張居正講：“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這就是一種量化的概念了。中國古典哲學智慧對生態文明思想的貢獻脈絡，需要加以梳理，科學傳承。

西方文藝復興后尋求人性的解放，人對幸福的追求則成為西方思想家探尋的重點。我們所熟悉的西方經濟學的效用理論，就是倫理學對于幸福的解讀和測度。我們講西方經濟學說史，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再到現在的經濟學體系構建也是基于倫理。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是倫理學教授，古典經濟學的旗手約翰·穆爾也是倫理學教授，哲學家。為什么現在經濟學研究感覺深度不夠，做的不好？顯然是哲學基礎不夠扎實。

創建一種新的發展范式，構建經濟學理論研究范式，必須要有相應的哲學基礎，尤其是人的行為需要倫理規范，這可能是最為重要的。西方哲學研究的是人性，以人為中心，人追求幸福，獲取效用，就能夠增加幸福感。因而，西方經濟學所講的效用，是對倫理學的功利主義的解讀和測度。其實，這與中國追求“功名”而獲取幸福的認知，是一致的。經濟學的幸福是讓人快樂，使得效用函數最大化。因而，西方經濟學理論，顯然是一套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效用最大化，但必須滿足倫理規則。我們所說的帕累托改進，就是在沒有一個人的福祉水平降低的情況下，至少有一個人的福祉水平有所改進。最后所有的這些改進都窮盡的情況下，才是帕累托最優。

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將以土壤為載體的自然生命體系作為一個被關愛的對象，從倫理上要求加以尊重加以保護，如果破壞則是不道德的。土地倫理并不強調人，所以，它應該是生物或生態中心的倫理觀。西方所謂的生物或生態中心倫理觀，從土地倫理學到生物多樣性概念的提出，還有地球是超級的生物有機體“蓋亞”理論，它完全是另外一種體系，并不是考慮人的幸福，而是重視自然系統。實際上，西方也有將人類中心倫理觀和生態中心倫理觀相綜合的思想體系。古典經濟學家穆爾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中講的靜態經濟，意思是人口穩定，經濟不必無限擴張，自然的博大和靜謐，也是人類的幸福之所在。

人類社會文明形態的演替，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現在生態文明這一新的文明形態，必然要有一種新的發展方式與之相伴，它的目標函數肯定不一樣，約束條件也不會相同，其制度構建也必須適應或體現這一文明形態的需要。當然，人類資源利用方式也不一樣，所以是一種范式的整體演替和演化。

三、理論體系的創新需要從基礎做起

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工業化而形成的工業文明這一新的社會形態，其經濟學理論顯然要根據工業化的實際，逐漸摒棄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小農經濟，講求勞動分工和工業化大生產，在生產體系的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二元構建中，尋求市場均衡。因而，基于工業文明的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不僅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中得到了應用，而且我們現在所有的現代經濟學都講生產和消費二元，供給和需求二元。生產需要規模效應，資本尋求壟斷利潤，為擴大生產規模，則建立分公司、子公司，加以控股，形成一種資本的依附關系。

那么，生態文明新的發展范式相較于工業文明的經濟學理論研究范式的創新，不僅要看外在的，還要看基本的是不是有根本的變化？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開具外部成本內部化處方、碳排放權的產權交易、全球碳稅等優化的理論、方法，但似乎都不管用。氣候變化經濟學，如果符合現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則是其中的一個分支，但是，如果轉軌脫離化石燃料，從集中壟斷的化石能源轉到零碳的分布式的就地就近自給自足的可再生能源體系，那么，我們現在提的和思考的一些東西也使我們感覺到二元體系很有可能不成立。為什么不成立？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叫做生產消費和儲存一體化，即生產消費和服務業儲存，一二三產業融合一體，而不是產業分隔。

舉一個為應對氣候變化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例子。一個獨立的有屋頂空間有庭院空間的家庭單元，如果安裝太陽光伏，自己發電，自己把這些零碳電力儲到儲能電池里面，那么自己所有的家庭消費，無論是用熱泵解決供暖制冷熱水問題、還是家用電器、電動汽車充電全部是自我消費。這樣顯然沒有工業文明經濟學理論范式所提出的供給需求二元分離，因為它已經是一體的。工業文明的規模化大生產的目的是用以銷售獲取利潤，生產通過交換環節得到價值實現，獲取市場收益，由于有交換，所以有增加值，有利潤。但是，自給自足的零碳微單元的生產不是為了獲取銷售收益，沒有交換。按照經濟學理論研究范式，這種經濟活動由于沒有市場交換，因而也就沒有價值。但是，這個零碳微單元系統，有生產，有消費，有民生福祉，就是沒有市場價值，沒有利潤。又如家庭的家務勞動，如果請勞務公司的勞工，是商業服務，有交易，有市場價值，也有利潤，有稅收。但是，自己做家務勞動，這些都沒有了。這種分布式的零碳微單元，是能源生產與消費的一種扁平化，跟規模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分工顯然在基礎上就有根本的區別。因而我們講，零碳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不是簡單地在工業文明經濟學理論研究范式上“添油加醋”“修修補補”，而是一種顛覆性的變革。

市場經濟學理論尋求收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作為目標函數，其他的多作為約束條件。但是人與自然和諧，顯然不是單一指標的“最大化”。東方古典哲學智慧的“各得其和”“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尋求的是一種比例關系，而不是某一個指標的最大化或最小化。人與自然和諧，它作為一種倫理認知，不僅僅是口號，需要解讀，而且需要量化測度，只有這樣，在經濟社會系統運行管理中，才具有可操作性。人與自然和諧，如何構建目標函數？如果和諧是一個系統，那么各個組分之間存在一種比例關系，不應該是單一組分的最大化。實際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下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所提出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3030目標”就是一種比例關系，即規定地表30%的陸域面積和30%的海域面積將得到相應的保護，免受人類活動的騷擾和破壞。這一比例關系，把一部分自然空間留給自然，在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了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行為約束，30%的那部分空間是自然的生態的，人類別去騷擾它。當然，我們人也需要活動空間。“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人類居住生活發展區的空間就是人的空間，不允許毒蛇猛獸的闖入；自然的空間保護起來就是自然保護地，我們就別去干預，不擅自動它。人與自然還有一個共享的空間，人與其他生命共同體成員之間互相交換。

在新范式經濟學體系的構建中，我們能不能將和諧的空間比例關系轉變成一種目標函數？有了這樣的目標函數，還應該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市場經濟肯定是市場有一套規則，那么，人與自然和諧應該適用什么規則？經濟體系運行肯定也應該有一套相應的體系在這里。我們的自主知識體系，必須讓別人聽得懂。我們很多創造的名詞自己都弄不清楚，別人怎么聽清楚？概念理論，必須具體可理解，必須是通過提煉和升華形成的，不能憑空創造。因為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多半是為了創造而創造，現在很多詞語其實都是憑空創造出來的。只有在現有的基礎上有一個延續性，有一個拓展和深化，才可以有自己的一點新的東西出來。

這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新范式。我感覺做這個工作確實很有意思，能夠在學理上梳理，在理論上構建，在方法上創新，形成自主的理論體系。長期以來，許多有關生態文明的研究，多從各個不同側面，做了許多工作。我們搞學術研究要進一步有深層次的、學理的、學術的、學科性的思考和探索。經濟學研究是一門獨立學科，但是，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需要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加持，期待重量級的成果將來供我們好好學習。

原文發表于《生態文明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