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十一五”期間，環境信訪30多萬件，行政復議2614件，相比之下，行政訴訟只有980件，刑事訴訟只有30件，真正通過司法訴訟渠道解決的環境糾紛不足1%。

當前，中國發展正面臨著一系列難題：公平正義怎么保障、收入分配怎么改革、食品安全怎么監管、養老問題怎么破解、道德失范怎么治理、干部作風怎么改進、環境惡化怎么扭轉……這些問題，既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具體問題，也是影響發展穩定的重要政治問題，甚至個別問題還相當激烈而敏感，處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傷害群眾感情，甚至演變為群體性事件。面對嚴峻而復雜的形勢，政府部門有自己的苦衷，個別群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些基層官員也琢磨著自己的政績和烏紗帽，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長期忍耐下去，各種利益、力量的博弈，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都在變得越來越難以調和。那么，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治國安邦，法治唯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更是指明了解決難題的根本出路。法律是由國家機關制定、認可和解釋，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以合法和違法為基本范疇調節行為關系，治理社會秩序的規范體系，各級政府部門、每個社會成員必須把自己置于法律約束范圍之內，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更為重要的是，法治是防止作惡的有力武器，是調節沖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約行為的基本措施。不管是政府還是企業，不管是官員還是普通群眾，都要樹立法治思維，必須學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想問題、辦事情。簡而言之就是將社會問題納入到法制化軌道，利用其權威性和強制性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

首先，要有法可依，這是破解社會現實難題的前提。目前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基本上實現了有法可依。但是對于一些社會難題所涉及的領域尚欠缺法律的規范，或者法律存在滯后現象，這使得很多糾紛不能從法律獲得直接救濟，在其他領域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比如怎么扭轉環境惡化問題，我國目前已有近30部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并且加入了28個國際條約和協定，相比之下環境保護法是近年來法律出臺頻率最高的領域。但據統計，“十一五”期間，環境信訪30多萬件，行政復議2614件，相比之下，行政訴訟只有980件，刑事訴訟只有30件，真正通過司法訴訟渠道解決的環境糾紛不足1%。為何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這么難？歸根結底是現行環保法律存在不少“短板”的原因。有的法律問題無法可依，比如土壤環境保護法律基本空白，標準體系不健全，可操作性很差；有的內容無法適應新形勢，標準過低，尺度過寬。比如依《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企業最高只能被處以違法損失30%的罰款，難以適應當前經濟形勢下對污染治理的經費需求。所以要解決社會難題，需要進一步加強立法的合理性、全面性、及時性、嚴密性和協調一致性，使立法更加科學、公正，真正反映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律，并盡量避免過于滯后。

其次，要有法必依，這是實行法治的中心環節。但在現實生活中，對已制定法律的執行和遵守仍不理想，有法不依的現象還比較常見，這是實行法治的主要障礙。必須看到，破解社會難題，有法必依是全社會的事。一方面要求處于法律關系當中的主體要普遍守法，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另一方面要求執法、司法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也要嚴守職責、依法辦案，必須將現有法律執行到底。比如，以如何解決養老難題來說。當前，隨著中國社會日益步入老齡化階段，“四二一”家庭普遍涌現，據統計，我國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獨居)的比例已達49.7%。大中城市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獨居)比例更高，達到56.1%。養老問題日益突出。去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實施。此次修訂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規定，“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特別強調“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人”。盡管這一被稱為“常回家看看法”的條款在如何操作實施上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學界對此也有不同的聲音，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既然立了法，就不能因為執行起來有難度就讓它成為一紙空文。

再次，就是要執法必嚴。所謂執法必嚴就是要求司法、執法機關和司法、執法工作人員在依法行使職權、實施法律規范的活動中，嚴格依法辦事，嚴肅執法，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在解決社會難題過程中，這是最直接的方式。比如，食品安全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系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黨中央、國務院歷來把保護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視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已成為一項全局性的戰略任務。抓好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對于滿足城鄉居民對安全優質農產品快速增長的需求，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農業，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產品競爭力增強的目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所以，面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我們必須保持嚴打的“高壓線”，用“鐵腕”嚴厲打擊，切實解決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讓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價，使其不敢以身試法，扭轉食品安全犯罪頻發的情況。2013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懲處違法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

最后，就是要違法必究，這是解決社會難題的基本保障。所謂違法必究，就是努力消除“權大于法”等特權思想的干擾，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解決公眾普遍呼吁的司法公正問題，就要完善體制促進公正，筑起金錢、權力、人情等干擾司法公正的隔離墻。所以，要不斷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只有真正地實現違法必究，才能保障法制工作收到成效，從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比如，在“酒駕入刑”后，更多的人們開始拒絕酒后駕車，甚至會勸阻他人酒后駕車，法律便用確定指引的方式給行為人設定了作為或者不作為的義務，這使得“法”在解決社會難題時具備了一般行為規范所具有的特質。正是由于“法”在破解社會難題中發揮強制作用，即通過法律制裁維護人們的權利，增強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才有效提高了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觀念，有效保證了社會穩定，增強人們的安全感等。因此，必須通過法律“懲惡揚善”作用，進一步促進社會難題的解決，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

對于政府來講，必須樹立依法行政的思維方式，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由于受多年來行政化思維的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往往習慣性地將其定義為沖擊政府的政治事件，把群眾合理的利益表達定性為敵我矛盾，導致矛盾激化，長時間得不到解決。既然是利益矛盾，我們只有用民主和法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關于“是非”的矛盾，用經濟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關于利益得失的矛盾，用綜合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復雜矛盾。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由于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存在著權力尋租、司法腐敗、行政權力濫用等現象，導致了人們對政黨、政府、法院等的不信任，官民矛盾突出，仇官、仇富的情緒加劇。用法治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必須重塑政府的良好形象，恢復政府的公信力，必須堅持約束權力，消除權力絕對化的趨勢。

對于社會公民來講，要學會運用法律武器，通過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來維護自身權益。當然也要看到，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公民的規則意識還比較淡薄，主要表現為法律意識不足、缺乏公民的責任感、缺乏參政議政的監督意識等，更有一些人“信訪不信法”，信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信條，把“鬧”作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通過制造事端引發圍觀，把小矛盾演變成大事件。這樣的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導致本來有理的事情變得無理，本來合法的維權行為演變成違法行為，本來可能實現自己的合法權益反而要受到法律的懲治。因此，必須堅決反對以“鬧”來謀求利益最大化的觀念和做法，把問題的解決納入到法制化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