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通水，這個橫跨上千公里，被譽為“天河”的宏偉工程，歷時11年終告完成。“天河”貫通，未來每年將向北方輸送95億立方米，其中分配河南37 .69億立方米、河北34 .73億立方米、北京12 .35億立方米、天津10 .15億立方米。二期工程計劃調水量增加到每年130億立方米。直接受惠人數達到6000萬人，間接受惠人數過億。北方每年增加的產值，至少達500億，河南的糧食將大增產，嚴重缺水的北京將解決最大的資源問題。
吃水不忘水源人，伴隨“天河”的通水，為了實現南水北調的南方數省，尤其是湖北做出了巨大犧牲，未來如何實現對于這些地方的補償值得深思。
巨額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
為保天河清水到北方，中線水源地的湖北、河南、陜西等地付出了巨大努力。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長張維國曾提出水源地“兩大成本”的說法，一是所謂直接成本，包括水污染防治投入、水土保持投入、生態移民搬遷費用以及其他損失費用等；二是機會成本，包括為了保護生態環境所放棄的經濟發展收益及發展機會。機會成本雖難估量，但直接成本還是可以計算的。
在直接成本方面，最大犧牲是湖北十堰、襄樊和河南南方淅川。十堰是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為保護水源，其出臺了《環境保護“一票否決”制度實施辦法》。為此，該市關停了1000多人的鄖縣造紙廠。十年間，共關停了329家企業，遷建125家。同時，十堰拒批了160個可能有污染的項目。此外，受丹江口水庫水位抬升的影響，十堰共計淹沒55.2萬畝土地，占庫區總淹沒面積的57.7%。關閉106家黃姜加工企業，姜農72萬人減收、絕收。同時，大批漁民歇業，水電發電產業銳減。每年支出的生態保護和水污染防治費用達到15億元。據十堰方面估算，其生態損失總計達145億元，超過上年度全部財政收入。臨近的襄樊，生態環境綜合損失估算也達到了116億元。
在河南，丹江口水庫庫區河南境內的3市6縣水源地累計關停并轉污染企業801家，每年財政減收增支7億多元。同時，河南先后否定了16個大型建設項目選址方案，終止了23個中型建設項目進駐水源保護區。在總干渠兩側劃定了3054.43平方公里的水源保護區。
中線工程實施后，漢江中下游徑流量將減少約16%，算上引江濟渭和南水北調二期調水的增加，水環境容量將減少26%到30%。未來可能導致下游河流斷流或者河道萎縮，通航能力降低、河流生態功能衰減等問題。當下湖北正謀劃引江補漢等四大水利工程，以部分彌補漢江水量下降的影響。未來這些工程，也將耗資近100億。
水源地的另外一個重大犧牲是移民問題，包括當地移民和地方政府。為實現南水北調的目標，丹江口水庫大壩從之前的160米加高到176.6米，需搬遷人口34.5萬人，涉及湖北18.3萬人，河南16.2萬人。
在移民安置上，國家的補貼被質疑過少，拆遷補貼遠低于當地市場價。同時，落戶的地方并非特別富裕，有的甚至也是貧困地區，能夠安置進北京的更是鳳毛麟角。為平息其中的落差，當地政府不得不進行額外補貼。如河南淅川縣，每外遷一個移民，縣政府還得再補貼6000元，另外再加2.5萬土地治理費，總支出超過20億，遠超淅川縣去年財政總收入。
除經濟損失外，移民背井離鄉，也是一種文化的割裂與鄉情的犧牲。91歲的淅川盛灣鎮姚營村的老人說，“不能渴了北京人”。同樣，南水北調成功之后，另外一個迫在眉睫的事是：不能虧了南方人。
經濟補償需到位
不過，水源地的兩大領域損失如何落實補償卻是一個難題。當下，國家對水源地的補償，只是進行部分“項目補償”，對漢江中下游的補償主要為興修水利樞紐等工程，湖北向南水北調辦爭取到的補償僅為引江濟漢等四大工程補償，這遠遠不夠。
在補償形式上，還需要更多樣化。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提出要實現“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湖北方面提議國家建立南水北調生態補償基金。其次，生態補償是最重要的補償。在2014年兩會上，湖北政協副主席陳天會的提案之一，即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調水后對漢江中下游的影響及生態補償機制》，呼吁將漢江中下游納入國家級生態補償范圍，實施國家級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設立國家級生態文明示范區等措施，保證漢江中下游生態環境。此外，還有部分人還提出智力補償、政策補償等方式，可作為補充。
當下，十堰、襄樊、淅川等地的補償額度，都與當地的估算差距甚遠。十堰和襄樊，損失估算都超過100億。而中央的轉移支付，2008年僅為13億元，今年40億，加上“十三五”的預定投入120億，也不到地方預期的一半。比如移民費等很多款項都是地方虧本墊付；而一些損失則是當地居民自行承擔，比如漁業、農業補償遠遠不夠。未來中央還需加大轉移支付力度。
在補償主體上，除中央之外，受惠地區不能缺位，尤其是京津。應該強調奉行“誰受益，誰補償”的模式。在中央轉移支付之外，推行橫向的跨區域補償。綜合各方面專家觀點，對受益區補償水源地的方式，目前大致有財政轉移、稅收分成、市場補償以及對口支援等模式。
其實，財政轉移支付說白了就是直接給錢。南水北調前，北京用水多來自河北，但北京和河北之間，財政轉移支付并不成功，河北的補償太少。河北都難以得到徹底補償，以湖北兩市生態損失估值近300個億來看，南水的水源地恐怕更難如愿。
至于市場化補償，就是將南水北調的生態成本和移民成本等計算到水價中，變相收取“資源使用費”，然后將受益用作生態補償和移民費用，但如此一來水價太高，北方人不一定愿意全部承擔這個成本，所以這種模式只能作為補充。而對口支援更多著眼長遠，并非直接的經濟補償，稅收分成難以操作，只能成為備選模式。
南水北調的補償問題，存在和京津冀一體化的類似問題，就是橫向協調困難。京津政治地位居高不下，地方難有對等的談判地位。未來南水北調，恐怕要借鑒京津冀一體化的協調模式，需國家領導人親自出面，組建相關協調機構。
扶持打造漢江中游城市
南水北調給水源地帶來的損失，不僅在于生態方面，更在于產業方面帶來的致命傷。環保限制如此嚴格，誰還會來投資？地淹廠關，庫區以后靠什么發展？京津富裕了，他們給看護水缸，值得嗎？這三個問題是水源地關心的核心問題。
漢江中游城市以汽車、電力、機械、電子、化工等為主導產業，下游地區以石油化工、鹽化工、建材工業、棉紡織工業以及汽車零配件等為主導產業，南水北調后，將導致大批企業停工或者搬遷。產業的更替是延續未來發展的生命線。在短期內，漢江中游城市難以實現產業更替，需要借助外力。湖北省已經將漢江生態經濟帶納入省級戰略層面。2013年10月，丹江口、老河口、谷城正式簽訂紅河谷戰略，圖謀建成一個面積200萬平方公里，人口140萬以上的大型城市群。
北京與水源地的合作，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先輸血，再自我造血，未來將成為水源地發展的模式。
此前，北京的各個區縣，已經對口與十堰市部分縣市區進行了合作，北京的環保企業參與了河流治理，高校進行了智力輸出等。而更大規模的對口合作，應該體現在產業扶持，通過轉移部分北京的高新產業、生態產業、旅游產業，實現水源地城市的產業再造。北京在一些嚴格保護生態的區域城市進行產業轉移已有先例。2013年，北京與貴陽進行合作，將中關村的部分產業遷移到了貴陽。
未來，北京也可與漢江中游城市合作，“紅河谷”城市群亦可成為國家級循環經濟示范區，新型工業基地、新興產業基地、生物醫藥基地、中部物流基地等。而紅河谷本土的旅游產業和生態產業、農業等，亦可借助京津的資本做大，并以京津為市場。在內外合力之下，漢江中游城市將實現產業轉型，附帶實現產業部分升級。
南水北調水源地生態損失近300億：恐難徹底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