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損失總量在上升，但相當于GDP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

王金南的面前堆著一疊“中國環境經濟核算研究報告”，從2004年到2012年，每年一本。這些排版精美的報告上印著三個字“公眾版”，但是它們從未向公眾發布過。南方周末記者也只能看看封面，不能打開報告。

2006年，國家環保總局（即現在的環保部）和國家統計局首次發布了中國第一份《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反映了自然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況。

這份被稱為“綠色GDP”的報告甫一發布，便激起喝彩聲，但也導致后續報告發布的流產。對于數據、研究方法的質疑撲面而來。壓力更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公開數據、部門之間爭論不休。這似乎表明，中國綠色GDP核算已經壽終正寢。

但10年來，綠色GDP2.0核算體系牽頭人王金南的課題組依然默默地編寫報告，包括上述不會發布的“公眾版”。他的另一身份是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在王金南看來，如果有一天，全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地方政府政績考核不再使用GDP，那才是綠色GDP真正的“壽終正寢”。

2015年3月30日，環保部宣布重啟綠色GDP研究，并冠以“綠色GDP2.0”稱謂。王金南卻顯得較為平靜，他不愿再回顧爭議和是非，心愿很簡單，將十年研究成果公之于眾。

環境污染損失總量在上升

南方周末：時隔十年，環保部為何要重啟綠色GDP2.0？

王金南：大形勢上，大家能覺察到現在的政績觀和發展模式和以前不同了。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評價體系。

那時候，我給環保部領導寫信，提出關于開展中國生態產品核算與生態資產負債表工作的建議。幾個領導都批示了，希望盡快開展。2014年1月5日，環保部潘岳副部長親自主持了啟動儀式。就在這個會上，我建議這次核算就叫“綠色GDP2.0版”。

南方周末：2.0版本和1.0有什么區別？

王金南：綠色GDP2.0是一個框架，原來的內容還有，又加了新核算內容。最核心的還是環境污染損失及其占GDP的比例，這還是1.0版的內容，研究方法基本上保持一致。

新加的核算有兩個，一個是根據大氣和水環境容量，核算出環境容量資產的負債情況。以大氣為例，首要污染物是PM2.5，那么在PM2.5年均濃度達標情況下，允許排放的多項污染物量就是大氣環境容量。再與每個地方排放量一減，就得出環境容量負債多少。

還有一個是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以前我們計算的都是環境污染的損失，實際上生態系統保護好也是有產出的。所以2.0版加上了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生態系統生產總值，計算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GEP沒有正負概念，生態系統越好，GEP值越高。目前，2.0版中的GEP主要由中科院生態中心歐陽志云教授牽頭開展。之前，歐陽志云已經算出貴州的GEP，高達26325億元。

三塊內容不能互相加減，而是共同構成了一個新的2.0版，都可以給決策服務。

南方周末：爭議較大的地方在哪里？

王金南：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效益現在要不要列入還有爭議。比如北京，2014年PM2.5年均降了4微克/立方米，這會帶來一定的生態環境甚至健康效益。但年均濃度85.9距離達標還有很大距離，測算出來的效益意義不大。

南方周末：2006年之后，1.0的研究結果就沒有公開，2.0重新啟動，結果還會公開嗎？

王金南：2006年之后的研究結果我們給統計部門和地方政府都遞交了，只是沒有向公眾公開。2.0版的結果，我們算出來了數據會送到環保部，部里愿意公開就公開。回顧過去的核算，我們發現世界銀行算得比我們高多了。我覺得公開核算研究報告沒啥了不起的。不行，通過發表論文公開也行啊。

南方周末：1.0研究數據是怎樣的？十年有什么變化趨勢？

王金南：2004-2012年，全國環境污染損失相當于GDP的比例，最高是3.05%。最新數據是2012年，占2.3%。

總體上，近10年全國環境污染損失總量是在上升的，但是相當于GDP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因為作為分母的GDP增加得更快。2012年，大氣污染的損失最多，超過三分之一。

南方周末：為什么各個省的數據不能公布？

王金南：一公布，各個省就橫向去比較了。1.0的時候，要求保密的幾個地方，數字都不高，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不想公布。

從研究到考核，仍有障礙

南方周末：2.0的結果會拿來進行地方考核嗎？

王金南：我們做的核算都是研究，從研究走向考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說一個故事，當時我們開展地方試點時，某省自己也開展了核算研究。記得該社科院算出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失占到GDP比例是30%-40%，結果省領導火了，重新找了幾個專家核算，結果是7%左右。

而且因為數據來源的滯后性，我們最新的核算研究只是2013年的。

南方周末：如果考核的話，方法還需要哪些改進？

王金南：制度和研究是兩碼事。研究本無所謂標準，但拿到制度層面很多問題就要說清楚了。如果建立制度，我會提出“從研究上升到制度的幾大障礙”。數據質量是一個最大的障礙。數據的來源、質量控制、滯后問題，如何去解決？

技術方法也需要規范化。例如有些參數需要專家的認證，不能同樣一棵樹的生態服務價值在浙江10萬元，而在北京只有1萬元。

GEP和GDP也有差異。例如GDP算的是一年生產的經濟產出，是年度數據，好比樹的一個年輪。而GEP目前計算是存量，好比樹的十個年輪，生態系統的變化不是每年的尺度變化，這是GEP最大的挑戰。此外，像水果、文化旅游等，作為生態經濟產品被核算入GEP，但在GDP中已經核算過了。

南方周末：如果不能進行考核，那計算出來的意義是什么？

王金南：201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那就要問，什么是接近，什么是達到？環保部門經常被綜合部門責問：你是搞環保的，你說說究竟我們國家可以排放多少污染物？這不是一下子說得清楚的。

環境容量計算還可以給總量控制提供依據。初步研究的結論是，總量減排是持久戰，是改善環境質量的硬道理。

南方周末：如此說來，最可能納入考核的還是1.0版本里的環境污染損失？

王金南：有可能。31個省份的環境污染損失占GDP比例多少可以給出數字。環境容量負債和GEP不一定納入。考核是一條漫長的路，也不是本研究項目的目標。

簡單一點的話，建議可以推行綠色GDP的第三方評估。例如中國社科院每年都會出版綠皮書、藍皮書。

南方周末：你說要加強若干產業的綠色環境成本核算研究，是什么意思？

王金南：比如煤炭真實成本研究，就可以給政策制定者提供決策參考，每個環節怎么落實政策，是生態補償制度、排污收費制度還是環境稅？我們正在開展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環境成本核算。方法學和我們的環境污染損失差不多。

南方周末：從2014年重啟到現在，有沒有收到其他部門和地方的反饋？

王金南：這次好像沒有，大形勢變了。統計局開過一個會，我們研究人員去旁聽了。環保部自己也沒有邀請過其他部門參加過會議。不過，如果有地方愿意參加試點，還是要公開數據，至于有沒有地方愿意公開，就不是我們來定的，必須地方自己去定。
 

環境污染，最高年損GD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