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讓我歡喜讓我憂人常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海河流域流經河北省70%以上的土地，與海河為鄰的河北人民，自然是從中得到了不少的便利。但是，海河流域給河北也帶來了頻繁、嚴重的洪、澇、旱、堿等災害。據檔案史料統計，明代至民國時期的500多年時間里，河北地區共發生特大洪澇災害23次，平均每百年4次。1917年，海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受災縣份達104個，被淹面積38950平方公里，受災村莊1.9萬余個，受災人口共620萬人。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海河流域進行綜合治理，但是由于控制工程少，工程標準偏低，又處在豐水期，洪水災害仍然比較嚴重。
1963的大水，讓一個人下定了決心1963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發生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水，其之大、來勢之猛、影響范圍之廣，為該地區所罕見。7天降雨總水量達600億立方米，30天徑流總量達302.73億立方米，洪水漫過河堤，廣大平原平地行洪，盡成澤國。這次特大的洪水給河北的工農業生產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失，僅直接經濟損失就達59.3億元。如此慘重的損失，向人們傳遞著一個強烈的信息：海河必須要治理了！中共中央對這次特大洪災非常重視，1963年8月7日，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視察天津抗洪。8月23日，水電部部長傅作義、副部長劉瀾波赴河北抗洪第一線視察。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和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先后到滄州、石家莊、衡水等地視察。短短數月內，先后有數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抗洪斗爭，這在建國以來的水利史上并不多見。1963年9月21日，中央救災會議決定全面治理黃河、淮河、海河。9月25日，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提出了河北省今后15年至20年治洪規劃初步設想，提出必須下最大決心徹底根治河北水患，同時提出“經過15至20年的努力，達到完全能夠抵御像1963年的甚至比1963年更大一些的洪水，以徹底改變河北省洪水為患的局面，為社會主義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1963年的特大洪水，也讓毛澤東憂心萬分。在災后的8個月里，他曾四次到河北視察災情。1963年11月11日，毛澤東又來到河北災區，他計算著河北的受災年景，很沉重地說：從1949年到1963年15年間，3年大災，5年中災，3年豐收，4年中收，受災率分占一半多。他在河北省水利工程長遠規劃圖前，對省委負責同志說：你們都是河北人，你們就是要把河北的災救出來，要把水切實地治起來。當時，河北省抗洪斗爭展覽會正在天津市新華體育場舉行，河北省委領導同志請毛澤東為展覽會題詞，他當即答應，接著又說：我現在不做湖南人，要做河北人，生在河南，死在河北。5天之后，11月17日，毛澤東揮筆題了七個大字：“一定要根治海河”，派人送到了河北省委。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譚震林、陸定一等也先后為河北省抗洪搶險斗爭展覽會題詞。這些都表明治理海河水患已經引起了中央領導集體的高度重視，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毛澤東對此次題詞一事尤其重視，特別以書信的形式對河北省請求題詞做了回復，他在信中說“林鐵同志：遵囑寫了幾個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詞，待后再寫”。
一個治水運動，在河北悄然醞釀毛澤東的題詞，為根治河北水患確定了方針，是要“根治”，而非災害過后就不了了之。毛澤東發出號召后，周恩來對河北的救災和根治海河進行了具體安排，李先念副總理來到災情最重的衡水地區，深入到農村，逐戶了解群眾生活安排情況，當即決定增調糧食，以保持農民的體質，同時，對縣城的恢復作了具體部署。在國務院、華北局和中央有關部委的支持下，1964年河北省委制訂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規劃，次年3月，中央書記處第395次會議決定：“請河北省和水電部就此共同做出治理規劃，報中央批準納入國家計劃”。5月，河北省委向中央、國務院提交了《河北省委關于在“三五”期間根治海河重點工程的報告》。6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河北省委的這一報告，并指示由國家計委和水電部統籌研究確定后報中央確定。至此，一場群眾性的根治海河運動正式鋪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于治理海河的巨大決心。治理海河不單是治理現實的水患，更重要的是要從根本上消除海河流域的水害，使人民能夠永遠安居樂業。充分表達了人民政府對于勝利完成根治海河這項歷史任務的堅強決心和信心。這是人民政府與以往舊政府治理海河的重要區別。同時，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號召和動員，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治水，掀起一場群眾性的治水運動，這有利于彌補當時水利施工機械化程度較低的缺陷。
多彩的治水運動1治水機構是如何確定的？1965年6月，國務院批準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負責河北海河系統列入國家計劃的大型水利基本建設工程規劃和施工管理工作。緊接著在滄縣興濟鎮召開籌備會議。7月1日，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在滄州正式成立，駐滄州日報社內。7月中旬，邯鄲、邢臺、石家莊、衡水、保定、天津7個專區及所屬有關縣，均成立了根治海河指揮部。海河指揮部是中央和地方相結合，各職能部門相結合的治水領導機構，這樣的機構組成有利于發揮地方治水的積極性，有利于各個職能部門的配合，更好地為治理海河服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面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也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一直到了1980年7月9日，河北省水利局與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合并，組建為河北省水利廳。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的歷史使命至此結束。2民工從哪來？1965年9月2日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以文件的形式對民工的來源、組織形式等作了具體規定。民工主要來自農民，無論直接受益區和是非直接受益區，都一樣參加根治海河。這也反映出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這對于當時施工機械化水平較低，以“人山人海”戰術為主的根治海河工程來講，能調動更多的人來參與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
民工首先是年齡18至50歲男整半勞力，其次是身體強壯沒有暗疾的男整半勞動力。實踐證明，這一點在根治海河施工中是最為重要的，因為高強度的勞動量是常人難以忍受的。政治方面，受當時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影響，參加根治海河和其他升學、就業一樣，其階級成分受到很大的限制。雖然所謂的地、富、反、壞分子，年齡和身體符合民工條件的，也可以參加民工隊伍，但是“數量不要過多，并嚴加管理，分工包干，落實到人”。為保證民工隊伍的質量和戰斗力，在民工的審批上，各級海河指揮部采取“自愿報名，領導審查批準相結合的辦法”，組建一支“以農民組織起來的革命化的興修水利的民工大軍”。3民工怎么組織？民工實行軍事化的組織形式，以原有民兵組織為基礎，采用團、營、連、排、班建制。同時，從上到下建立起一系列的政治工作機構，配備政治工作人員。在施工隊伍組織起來以后，以大隊或生產隊為單位對民工進行短期培訓，規定“⑴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⑵邀請復員軍人向民工講解解放軍的吃大苦、耐大勞，勇于戰勝困難的硬骨頭作風；⑶認真學習和討論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三八作風’；⑷落實民工集合時間、地點和行軍路線，做好必須帶往工地的工具、炊具、御寒衣物、學習書籍、教練槍彈及個人生活用品的準備，待命出發”。不久，一個個根治海河民兵團、民兵營、民兵連、民兵排出現在了海河工地上。
根治海河是整個海河流域范圍內的施工，絕大部分民工都要經過長途跋涉外出施工，在長途運送上借鑒了戰爭年代行軍的組織方式，規定“⑴民工隊伍出發前，要有一部分干部和有關人員，按行軍路線打好前站，做好必要準備；⑵民工沿途的社、隊，要對民工進行熱烈歡迎，并在食宿等方面給予方便；⑶教育民工遵守紀律，保證按時進入工地，在民工中開展愛民活動，搞好同沿途群眾的關系；⑷營、連代工干部和醫務人員要發揮艱苦樸素的作風，行軍途中能夠與民工同吃、同住和體貼民工的生活，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4“國家管飯”！1965年3月24日中央書記處第395次會議討論決定：“組織民工進行義務勞動，只發伙食補助，不補發工資”。根據這次會議精神，國家確定：“生產隊集體出工，義務勞動，國家管飯，不記工資”的出工政策。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揮部并對“國家管飯”進行了具體的解釋：“口糧標準是根據國家政策，每個人都有一份定量，由于工地活多吃得多，只吃自己口糧是不夠的，所以國家給予糧款補貼，這就是國家管飯了”。尤其在根治海河工程早期，對于海河民工的補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兼顧了國家、集體、個人三方的利益。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尤其在廣大的農村，農民的生活水平更是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因此，“國家管飯”的根治海河工程對他們來講，是很具有誘惑力的，能夠激發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如果一個家庭能有一個或兩個勞動力參加根治海河，那么，他不但自己可以有“飯”吃，同時可以大大減輕家庭的負擔。5干什么活？根治海河施工，主要是土方工程(主要是河道整治)和土石方混凝土工程(主要是道路橋梁和水庫除險加固)。根據農閑季節，一般一年內安排春秋冬季施工，春季一般120天，過完大年初五就去上海河，直到麥熟前完工回家。秋收后，秋冬季施工60-120天不等，如果是河道整治土方工程一般60天，上凍前結束：如果是道路橋梁和水庫除險加固土石方混凝土工程，一般120天，臘月底才能夠收工回家過春節。
6進場和退場根治海河開始，海河工到海河工地進場和退場路途近的一般徒步推車去，路途遠的做火車悶罐車皮去，然后再徒步去。70年代，毛主席發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號召后，海河工去海河工地，學習解放軍徒步推車肩扛手拿拉練進退場。就象淮海戰役支前一樣，道路上浩浩蕩蕩全是海河工。出門時，村領導和妻子兒女來相送，回來時，村里給開個歡迎會。
7工地上的作息每天清晨，啟明星放亮就是吃早飯和上工的時間；晚上太陽落山才能夠收工回營房吃飯。中午一般休息一個鐘頭吃午飯，上午和下午有食堂伙夫送水到工地，海河工休息15分鐘時間喝水。晚上，工棚內年輕的后生們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盡快進入了夢鄉。工地上的活按照團、營、連、排的編制人數的多少，分割給施工任務。每個民工整天的在自己所在的排分給的施工區域內挖河筑堤。工地上紅旗招展，勞動號子聲震天響，鼓干勁，爭上游，一片生龍活虎的景象，每個海河工沒有含冤叫屈的。大字標語“一定要根治海河”、“中華兒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海河兒女多壯志、大青河畔英雄多”，布滿了營房和工地。每個工期內，海河工不能夠離開工地，沒有特殊情況，不能夠回老家。每個工期內各個縣團的電影放映隊每個月到每個民兵營播放一次電影。每個工期內后方縣委和革委會主要領導組織區、公社、村干部到工地慰問一次。有時縣委還帶來了家鄉的文工團到工地來演出一次。8有趣的“和諧”在根治海河的過程中，也正好開始了“文化的大革命”。但是，“文化的大革命”無論怎么鬧，兩派怎么鬧對立，搞武斗，都沒有影響到根治海河的步伐。特別是在文革兩派鬧的最嚴重的68-69年，有的專區還同時出現了兩個指揮部，區、公社、村各出了兩派鬧對立的海河工到海河工地施工。但在工地上，兩派不僅沒有鬧對立，還比干勁，爭上游。
深遠的意義根治海河開始于1964年，到1980年基本結束。根治海河是一項以河北省為主體的大規模的群眾性治水運動，它充分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自力更生，勤儉治水，精心設計，科學施工，在共和國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明顯的特點是:工程浩大、持續時間長、大兵團作戰、軍事化指揮機構、民工的軍事化管理等。作為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治水運動,其經驗教訓彌足珍貴,影響深遠。
根治海河運動已經成為了歷史，十幾年的根治海河，為河北的水患治理積累了經驗。根治海河工程，無論對于河北乃至全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基本解決了海河流域的水患問題，為人民的安居樂業奠定了基礎，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它塑造了整整一代海河民工，他們的經歷也融入到根治海河的歷史中，共同折射出時代的內涵。
來源：河北檔案
治國先治水：神話、歷史、政治中的洪水
2016年07月06日
來源：《天涯》 作者：葉舒憲
對政治或其它各問題，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發生的端緒，我們就可獲得最明朗的認識。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卷一
兩種政治：治人與治水
中國人所說的政治，從知識考古學的意義上推究，與西文中的politics有相當距離。
據《布盧姆斯伯里英語詞源詞典》，英語的politics一詞出于希臘詞ta politika，意思為管理市民、國家事物。politika又是從詞根polites派生出來的，后者指市民。由于古希臘的國家以城邦社會為特征，所以管理和統治城邦的市民就是最基本的國事。從這一意義上，亞里士多德寫出了他那名垂千古的《政治學》大著，并留下了關于“人是政治動物”的格言。
城邦是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構成的，市民社會中難免有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和斗爭。西方知識體系中的政治學作為“政治家的學術”，就這樣在一開始便建立在人際關系和階級斗爭的基礎上。
今日中國人對“政治”一詞的理解，以通行最廣的工具書《辭海》為代表，可以說幾乎全盤西化了。該書的解說如下：
階級對階級的斗爭。其表現形式為階級、政黨、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關于國家生活和國際關系的活動。這些活動的實質是一定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斗爭。政治屬于上層建筑，它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并為經濟基礎服務，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在上古漢語中很早就有“政治”兩字連用的例子，但僅用來表示政事得到治理，并沒有合成專用名詞的意思。《尚書·畢命》云：“道洽政治，澤潤生命。”孔傳：“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賈誼《新書·大政下》：“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勤之。”這些語境中的“政治”，實指“政被治”。“政”是名詞，“治”用為動詞的被動形態。兩字也可分開來用，詞性看得更明白。如《韓非子·五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者也。”
其實中國的“政治”與西方不同，這只要看看中央電視臺《決勝》就會略有了解：8月大洪峰來臨之際，中共中央深夜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公開宣布把水患當作舉國上下當前的頭等大事。那幾個鏡頭雖然稍縱即逝，但畢竟還是讓我們看到了最接近中國特色“政治”本義的政治。
不論是古人的禮治與法治之爭，還是今人的人治與法治之辨，一旦面對更為根本的“水治”危機，都難免立即退居次要地位。
在我們的漢字中，“治水”的“治”字和“治國”的“治”竟是同一個字。當然還有一大批由“治”字為根組成的合成詞，如治病、治人、治身、治心、治世、治安、治田、治理、治學、治經，等等，幾乎多不勝舉。如果有人要問所有這么多“治”的意思究竟是怎樣派生引申出來的，到底哪一個意思在先，哪一個在后，那么只要看看這個字的三點水偏旁就可以豁然明白了。治水才是“治”字由來的本義吧！
與“治”相對的反義詞是“亂”。古人云：水橫行逆行曰亂。所謂逆行，就是指沒有順著河道所規定的方向正常運行。而一旦水流漫出河道，其泛濫之勢也就是“亂”的直接表現。由水的正常運行來代表秩序狀態，于是有了作為名詞的“治”，以及“大治”等合成詞；由水的非正常運行來表示無序的或失序的狀態，于是有了“亂”、“大亂”等比喻措辭。古神話講到補天大神女媧確立宇宙秩序之前的狀態，有“水浩洋而不息”的說法，這正是對“亂”的慣用說明。《釋名·釋言語》：“亂，渾也。”這個從水的“渾”字又寫作“混”，常在神話敘述中用來描繪開辟之先的渾茫無序的原始大水狀態。如《老子》所說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治亂”作為合成詞又可以同“興衰”連用，這就是治亂興衰之說的產生。其中當然包含著治則興、亂則衰的對應因果關系，更包含著從自然秩序到社會秩序的類比推理。既然不按照河道規定的路徑流動的水叫逆行之水——“亂”，那么敢于倒行逆施的臣子當然要被視為“逆臣”了。站在正統立場上的儒書編撰者還依據權力話語的“討逆”邏輯，炮制出更為激烈的罵詞“亂臣賊子”之類，對一切犯上行為加以刻毒的詛咒。《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意思是說，孔子在編年史《春秋》的編撰中突出體現褒貶分明的敘述原則，讓一切叛逆之人感到恐懼。
“治”的原初蘊涵也許不是指用人力去戰勝洪水，而是通過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整重構，達到人水的和諧和均衡狀態。這里面蘊涵著深刻的辯證法。
治亂辯證法
“治”與“亂”既有相對的一面，又有相通和相互轉化的一面。由此構成了古漢語中非常微妙的“反訓”現象，讓今人和外國人往往摸不著頭緒。比如古代頗具權威性的幾部字典《說文解字》和《爾雅》、《玉篇》等，都用“治”或“理”來解釋“亂”。古書《尚書·盤庚》的“亂政”一語，注釋家也用“治”來解釋。不管怎樣強調訓詁學的原理，這樣的解釋總給人一種指鹿為馬、是非不分的感覺。
從生態政治的角度去看，疑難或許可以頓然冰釋。對于人類而言，任何一種自然災害都是局部的和暫時的。再大的地震也不會持續不停，再兇猛的洪水也遲早要悄悄退去。按照禍福相倚、否極泰來的規律，由“亂”再到“治”，也不過是一步之遙。《圣經》洪水神話中的挪亞方舟，便是這種由亂到治的引渡象征。猶太教神學認為，洪水是神對人間社會罪惡的懲罰和清洗，洪水之后必然出現新的圣潔的社會秩序。由此可見，“亂”可理解為“治”的前提；“治”也就成了“亂”的結果。
潛藏在這個有趣的語言現象背后的是發人深思的文化現象。
因此，由“治國先治水”這句古訓中引發出的生態政治的原理對于農業社會統治者來說，無論古今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含義。這同亞里士多德以城邦的市民社會為基點的“政治家之學術”，顯然不能混為一談。可見由于國情的差異，中國的“政治”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政治。
治水為王
實際上，洪水與國人并不只是敵對的關系。在今人與洪水抗爭和對立的表面現象背后，還潛藏著更深層的文化意蘊。比如：古人把開天辟地之前的狀態設想為昏暗不明的洪荒一片，稱之為“混沌”，又把我們先祖賴以立足的國土尊稱為“九州”或“神州”，這都是與洪水記憶密切相關的名詞。“州”字的本來意義就是“水中可居處之地”。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洪水，何來九州？我們文明國家的最初建立就是以一場大洪水為直接契機的。
對于“勝者為王敗者為賊”這句千古傳承的政治箴言，一般都從社會斗爭的勝敗去理解，但用在創建我們王朝國家的第一任國王大禹開辟夏朝這一事件上，就不大合適了。只能從人與自然斗爭的角度去理解。治水的成功與失敗，注定了大禹和他的生父鯀在歷史上完全不同的聲譽：治水的勝者禹理所當然地登上社會權力的頂端，成為萬民擁戴的萬王之王；治水的失敗者鯀卻不得不面對死有余辜的厄運。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這兩例由克服危機而獲得權威，再進而獲得權力的現象，使人們想到古希臘傳說中的俄狄浦斯，他是在猜破斯芬克斯女妖的謎語之后被擁戴為國王的。洪水也好，猛獸也好，妖怪的謎語也好，這都是給人民生命造成巨大威脅的災難之源，又是常人難以對付的危機考驗，社會中哪個人能夠挺身而出，克服危機，也就不言而喻地成為自然與社會秩序的恢復者，理所當然會受到公眾的崇拜和擁戴。政治與生態的密切關聯，在此表現得極為清晰。勝者為王的道理顯然也包括戰勝自然暴力，解決生態危機的一面。
人類學者從自然與文化的整合體著眼，政治問題就不單純是政治學所能夠范圍的了。新近發達起來的生態人類學認為，在十九世紀被機械地劃分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和宗教等事物，實在不能孤立起來看。就連經濟基礎和生產方式也是和環境及自然生態因素交織在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之中的。
根據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的“社會戲劇理論”，任何社會都可以視為由多種力量組成的場，由不同利益所驅動的是方向和動力不同的各種向心或離心的力，它們各盡所能地在這個場中表演。它們的交互作用形成相對的平衡態，一旦某一種力獲得單方面的強化，就有可能打破平衡，導致社會的解體。危機（災害）的來臨可以改變原有的力量對比，使人員、資源、財富在社會中重新配置，這有助于化解平時威脅平衡的力量沖突，讓社會整體形成共度危難的合力。因而，危機的克服總是可以帶來權威的鞏固、社群的凝聚。在這里，我們似乎找到了“亂”訓“治”的所以然的道理。
文明的生態史觀
如果有人要問：從何時起，洪水與我們中國人結下了不解之緣呢？
應該說，這個緣分可以上溯到北京猿人時期，甚至早到黃土高原形成之際。更新世的后期，這里的氣候發生較大變化。由西北大冰川吹來的巨風，橫掃戈壁沙漠，卷起滾滾黃塵向東飄落，蓋滿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黃土堆積區。地質學資料顯示，甘陜一帶的黃土層，厚度為一百三十米，而豫晉地區的黃土也至少有五六十米之厚。
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曾用風神與雨神的爭斗來比喻東亞地區的生態特征。黃土地是風神的杰作，但雨神則成為黃土的克星。東亞大陸西高東低的地形特征和太平洋暖濕氣流造成的季節性運動，加劇了雨神的威力。每逢夏季，暴雨傾盆而降，把松散的黃土地沖刷得四分五裂。日久天長，形成大大小小的溝溝川川，匯聚為滾滾東流的江河，自古以來就注定了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必須常年面對洪水。在這里孕育出的文明從一開始就和洪水結下不解之緣，催生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循環哲理，永無窮盡地演繹著治亂興衰的生態政治原理。
就這樣，風神年復一年的帶來黃土，雨神也年復一年地帶走黃土，二神的爭斗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時不時出現的泥雨現象，便是二神之爭勢均力敵、難解難分的實物見證。
難怪，中國民間最為流行的祈禱之詞不是上帝保佑，也不是佛祖開恩，而是對最具原生性的二大自然神的呼求：“風調雨順”。
然而，人類的生存斗爭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水與土之間的均衡。華北的初民在這不利的環境中謀求農業的發展，需要可耕的田地。砍林開荒的結果，原有的森林消滅了，黃土喪失草木的保護，更容易隨波逐流，大量流失，而雨水由于缺乏草木的容蓄，帶著黃土，奔流而下。在這大自然的作用之下，奠定了中華農業文明賴以頑強生長的特殊困難的生態基礎，其最大特點就是：
無雨便旱，多雨就澇。
旱災加洪災就這樣成了千百代農人無法擺脫的循環噩夢，或者可以說就是“龍的傳人”與生俱來的宿命。什么是龍？中國人為什么將這樣一種莫須有的神秘動物奉為至高無上的祖神？
說穿了，龍就是水神，是華夏農業社會賴以生息的首要自然元素的神化。
夏禹商湯，唐宗宋祖，凡是在這片土地上稱王稱霸者，無不首先面對水的難題。夏禹面對的是滔滔洪水，商湯面對的是七年大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萬變不離其宗，統治者總是圍繞著水之多少的兩極效應而施展其生態政治的策略，在干旱與洪澇的張力場之間窮于應付、疲于奔命。
傳說中的大禹為了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腿上的毛都磨光了。從正面講，這是公而忘私、身先士卒精神的杰出表現，可以為今日所說的抗洪精神找到最初的根源；從反面看，這也說明了華夏文明創始者面對不利環境的艱辛與無奈，以及早期充當帝王者的責任、義務及必須付出的奉獻。
古代中國的水患之深重，素來以黃河為最。在有史料記錄的二千五百年成文歷史上，黃河泛濫的次數達到四百多次。究竟有多少黃土泥沙被黃河激流帶入下游，沖進大海，恐怕誰也說不清了。淤積的黃泥阻塞河道，造成泛濫和河流改道的現象，也已是屢見不鮮。僅從黃河入海口的情況看，或在河北，或在山東，或在江蘇，史書中均有記載。華北平原大地上黃河故道縱橫伸展，歷歷可數。在1911年以前的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之間，發生水災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災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頻繁之程度可謂世界罕見。
近年來由于長江上游地區人口激增，生態破壞嚴重，滾滾長江也變成了黃水翻騰的泥流，從顏色上看已同黃河不相上下。淤積河床的結果便是水位抬高，水患加劇，其對華中和華東的威脅呈現為逐年遞增的趨勢。今年更是出現了北方黃河干涸斷流，南方長江超歷史大泛濫的強烈對照局面。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提出，周王朝統治的確立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自然力量驅使的。這種自然力來自黃土高原的環境。通常河流的水里夾帶著5%的泥沙已算相當的多，南美洲的亞馬遜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黃河的流水曾經有過46%的紀錄。所以黃河經常潰決泛濫，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損失。“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產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所以中國的團結出于自然力量的驅使。”以古鑒今，靠天吃飯的龍之后裔，就在這種極為不利的環境之下，成就了世界上迄今壽命最長久的文明。難道應驗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洪水神話與現實災難
1998年震驚中華大地的最突出事件是長江特大洪水。
災難雖已過去，可是這場百年不遇的洪災給十二億各族人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沉痛記憶。災害的規模和破壞力是空前的；數百萬軍民殊死抗洪的戰斗也是空前的；舉國上下的震動程度也是空前的。生活在這個世紀中的中國人對自然災害的最大最深的印象，莫過于唐山大地震、長江大洪水！
人類生存與自然災害間的亙古沖突給我們上了生動直觀的一課，其教訓之深遠，上自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下至每一位失去家園或親人的受難者，都會有銘心刻骨的效力；情感的激流漸漸平息之后，理性的思考之門必須開啟：同樣的災難還會再度降臨嗎？ 水患和治水是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宿命嗎？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種宿命又是如何與我們結下不解之緣的呢？
探究華夏祖先時代流傳下來的洪水神話，或可給出一些解答的線索，因為神話是民族最深沉的記憶和智慧之淵藪，在文字尚未發明和普及的史前時代，凝聚和負載社會信息的主要形式便是口耳相傳的神話。
從比較神話學的立場看，洪水神話是具有世界性的主要神話類型。除了干旱缺雨的非洲外，地球上大部分地區的民族都有其分布流傳的跡象。對照之下，中國上古洪水神話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洪水神話屬于截然不同的類型，簡言之，就是治水型和逃生型的敘述差異與思想差異。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洪水，各族神話教給人的辦法大同小異，那就是及時躲避，逃得性命。逃命的方式以《圣經》的挪亞方舟神話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還有乘葫蘆、大龜、竹筏、獨木舟而逃生的細節差異。但不管細節如何變換，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劫后余生的逃命主題。相形之下，只有我們漢族的洪水神話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治水主題，用今天的說法就是抗洪救災。鯀禹治水的傳說就這樣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流傳最廣的故事。
與當今的現實相參照，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以數以百萬計的血肉之軀去迎戰洪水的到來。可以說“治水”從大禹的時代起便是我們民族生存的頭等大事，它通過四千年的歷史反復，積淀為我們民族集體意識中倔強的情結。
為什么中外洪水神話會有這樣大的敘述差異呢？各族神話產生于神靈信仰時期，滅絕世界的洪水往往代表神意對人類實施懲罰，所以渺小的人是無法同神意相對抗的。鯀禹治水傳說沒有突出神人對立和懲罰的意思。洪水與人雖構成沖突，但這僅僅是較為現實的生態沖突的反映，并不體現宗教意識濃厚的神人沖突。洪水既然不代表超自然的神力，那么治理它就成了人的生存責任。可見，宗教觀念淡薄、注重現實性的中國人本思想給我們民族的神話奠定了基調。
中國人自古就以“龍的傳人”自居。民間都知道這種現實中莫須有的神秘物是水神。對“龍”這種神話生物的分析表明，治水神話的主角鯀和禹，從符號學角度看，均可還原為水生生物（鯀字從魚會意，禹字從蟲[蛇]會意）或水陸兩棲生物。由水生的神性動物代表陸生的人類同大水打交道，當然要比人類自己出面有利多了。 水與土之間的張力就這樣因水陸兩棲生物的出場而得到調解。龍的形象也好，化身鯀禹的魚龍也好，作為人力與神力、自然與超自然之間的調解者，體現出特色鮮明的天人合一精神。
葉舒憲，學者，現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詩經的文化闡釋》、《莊子的文化解析》等 來源：鳳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