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領導人2013年10月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倡議后，得到許多亞洲國家積極反響。目前中方已經成立了亞投行籌建工作組，加快推進相關籌建工作。

文/張燎（濟邦咨詢公司 董事總經理）

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加杠桿和產能擴大的過程。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正在去杠桿和財政緊縮的泥沼中艱難度日。到2013年，中國經濟成功維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付出的代價是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債務高企，資產泡沫嚴重。當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國執政黨再次宣示中國將力求全面深化改革，進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部分重要措施是通過國內經濟、政治和司法等方面改革，釋放國內需求，激活各種社會力量參與這場深刻的變革。

但是，這些是否足夠？尤其是面對持續多年的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形成的高達3.8萬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過剩的制造業和工程承包業的產能，中國如何在全球經濟版圖演進中為本國資本和產能尋找一條可行出路，已然成為迫在眉睫的命題！

基于此，一些智庫和研究學者提出了利用中國資本帶動消化中國產能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中夏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將這個命題分析回答得非常清晰完整的學者。他在2013年1月的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中國應當評估在國家層面積極組織和推動對外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可能性……建議把對外基礎設施投資上升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并建立相應的組織和實施框架。”并將此戰略與美國政府于二戰后的1948-1952年間向歐洲盟國提供的大規模援助計劃相比較。美國依據此“歐洲復興法案”向西歐各國提供低成本長期貸款同時輸出戰爭中積累起來的過剩產能及美國商品，實現了歐洲盟國的復興和美國經濟的順勢擴張。期間，美國給予西歐的經濟援助累計達131.5億美元，這筆貸款相當于2006年的1,300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計劃”。

中國作為兼具頭號貨物貿易出口大國和國際工程承包大國雙重身份的國家，擁有實現工程承包與設備、材料出口相互促進策略、輸出中國標準的突出比較優勢，更有充裕的資本積累在基礎設施領域實施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中國政府有必要在國家戰略高度認識這一需求，選準基礎設施投資這個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帶動中國走出去戰略邁上新臺階。

亞投行胎動

如果我們能確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推進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的戰略意圖，實施的方向應該與中國的外交、安全和經濟戰略相適應和銜接。其中重要的平臺是南南合作，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等諸多中國傳統戰略區域，中國有非常多的戰略利益和深度的影響力，是推行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優選方向。這些國家長期受困于基礎設施匱乏，吸引資本艱難，經濟發展緩慢。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是一個有力抓手，其力度和掌控力將完全改觀現有“撒胡椒面”式的以兩優貸款為主要形式的國別援助方式。

從區域選擇和實施形式創新角度看，針對亞洲的周邊國家組建一個多邊金融機構，專門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無疑是一個實施“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最現實的優選方案。

作為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之一，亞洲經濟總體較快發展，但在發展中也面臨不少挑戰，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還不發達，融資需求巨大。區域內現有多邊開發銀行資金有限的情況下，中國有機會、有條件探討搭建新的地區性投融資平臺，動員更多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201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先后出訪東南亞時提出了籌建亞投行的倡議，許多國家反響積極熱烈。中國政府責成財政部牽頭成立了亞投行籌建工作組。據悉，2014年1月24日，中國與十多個有興趣的亞洲國家舉行了籌建亞投行第一次多邊工作磋商會議，就籌建亞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換了意見。一些與會國家明確表示愿作為創始成員參與亞投行籌建多邊磋商。中國正在穩步快速推進相關工作，計劃于2014年秋季簽署籌建亞投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

發揮多邊金融機構引導作用

回顧當年，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內容是：美國通過財政撥款“援助”西歐各國，作為復興戰后經濟之用，受援國必須購置一定數量的美國貨，盡快撤除關稅壁壘，取消或放松外匯限制；受援國要接受美國監督，把本國和殖民地出產的戰略物資供給美國；設立由美國控制的受援國本幣對應基金；保障美國私人投資和開發的權利。

在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框架中，我們設想中國將通過新籌建多邊金融機構、雙邊政府協議等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但規定申請使用資金的受援國必須接受一定比例的工程承包、貨物設備材料采購來自中國企業。中國還需要配套安排一定比例的無息貸款或贈款，用于特別貧困受援國項目的軟貸款支持，以及進行國別情況的研究、規劃、機構改革（同樣要求中國專業咨詢機構承接），從而提高對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決策精準度，帶動中國咨詢、設計等中介服務業的出口。以此為基礎，要求受援國將戰略資源作為還款保障提供給中國或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或者將其擁有的戰略性要地租借給中國作為還款資金。中國如果掌握了資本輸出的主動權，打通了資本回報的路徑，在貸款或援助中要求人民幣資金必須占一定比例，也就順理成章，從而形成人民幣國際化的助推器。

亞投行如果籌建成功，將是中國首次倡議和主導的一個多邊金融組織。此前雖然有倡議成立金磚國家銀行，但各個金磚國家的差異性大、政治自主意識強，協調推進難度很大，預計進展尚不及后啟動的亞投行。根據現代國家綜合實力發展的經驗，一國的經濟、防務等硬實力增強后，應該注重提升國家的軟實力，尤其是在多邊外交和合作發展中設定恰當議題的能力。中國此次倡議設立亞投行是一次意義重大的開始，財政部多年代表中國參加世行、亞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熟悉運作規則，有較好的基礎。樓繼偉部長相關講話還刻意強調與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錯位合作，說明我們對外交和國際合作中的博弈具有較清晰的意識，亞投行能否成功將視我們后面的努力和國際形勢演變而定。

在官方尚未披露亞投行的業務定位之前，我們可以展望其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融資格局的若干影響途徑。

一是提供贈款和無息貸款，對亞洲的受援國提前進行深入的國別研究、資源調查，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協助其進行經濟起步或持續增長的規劃和政策咨詢。其中，交通、能源等經濟基礎設施將是規劃研究的重點。

二是提供受援國優惠的中長期基礎設施貸款，成本低于商業銀行貸款成本，重點支持投資建設對所在國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但是，要求面向中國企業的承包、采購應占一定比例。

三是推動區域內互聯互通和經濟合作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促進區域內國家的合作，營造有利于中國施加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基礎。

四是國際上鼓勵民營部門采用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公私協作）模式投資建設并運營基礎設施，已經成為一種主流方式。亞投行應在一開始即設立專門的私營業務部門（類似于世界銀行的IFC，亞行的PSOD），幫助受援國利用PPP模式撬動更多的民間資本，其中包括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PPP投資的資本。

五是與中投公司、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權益性資金形成投貸結合的互補態勢，降低區域內基礎設施的融資難度，也確保中國企業獲得這些中國資金支持下的工程、貨物出口訂單。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后，像泛亞鐵路、泰國克拉運河、一帶一路等亞洲國家翹首以盼許久的巨型基礎設施項目，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成現實，惠及當地百姓。中國資本的保值增值得以保障，中國企業的產能也可以獲得轉移及釋放。

本文2014年4月發表于《濟邦通訊》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