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濕地生態屏障，強化生態敏感區新污染物管控
時間：2025-05-19 07:16:01 來源：中國環境報 作者：紀榮婷 張龍江 程虎 李威 韓建剛
濕地是水陸交錯帶形成的典型自然綜合體，通過獨特的結構與功能，持續提供涵養水源、維持生物多樣性、凈化水質、調蓄洪水、調節氣候等多項關鍵生態服務。我國濕地資源總面積達5635萬公頃，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人均濕地面積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20%。根據自然資源部數據，目前有超過20%的濕地位于生態敏感區，如國際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候鳥遷徙通道關鍵節點等。在當前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背景下，提升濕地的生態承載力與服務效能，已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實踐路徑。
然而，當前我國濕地生態系統正面臨新污染物污染風險。改革開放40余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各類新污染物，包括多氯聯苯、多溴聯苯醚等，也通過直接排放、水體交替、干濕沉降等多種方式持續進入濕地生態系統。最新監測數據表明，我國各類典型濕地生態系統已普遍存在新污染物復合污染特征，且濕地新污染物分布區域廣、地域特征較為明顯，與工業化、城市化等人類活動程度、季節性差異等因素有關。當前，急需系統推進濕地生態系統新污染物防控。
新污染物在濕地環境中呈現出顯著的“三高”特征
新污染物在濕地環境中呈現出顯著的“三高”特征，即高遷移性、高持久性和高生態風險性。
其一，遷移擴散能力顯著。濕地作為開放型生態系統，其活躍的水文過程和生物活動（特別是候鳥遷徙）為新污染物擴散提供了理想通道。研究表明，全球候鳥遷徙網絡可跨越洲際運輸新污染物，導致本應發揮凈化功能的濕地成為潛在的新污染物擴散中心。
其二，持久殘留特征突出。新污染物具有苯環等穩定性結構，使其在自然環境中較難降解。更值得警惕的是，濕地特有的沉積物吸附、植物富集和微生物固定等生態過程，進一步延長了新污染物滯留時間，形成長期生態隱患。
其三，生態風險尤為嚴峻。作為生物多樣性富集區，濕地污染物危害具有顯著的級聯放大效應。一方面，通過食物鏈的生物放大作用直接威脅國家一級保護物種等珍稀瀕危物種生態安全；另一方面，在人類活動密集區，新污染物沿生態鏈逐級累積，最終通過水產品等途徑影響公眾健康。
這種“持續輸入—緩慢轉化—長期累積—多級放大”的污染特征，正在引發濕地生態服務功能的內源式系統性衰退。因此，必須強化新污染物風險管控，特別是要強化自然保護區、水源敏感區、特殊生境區（國際濕地公約名錄濕地、鳥類遷徙通道）等生態敏感區濕地新污染物風險管控。
系統推進濕地環境新污染物防控的建議
為系統推進濕地環境新污染物防控，全力提升生態敏感區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系統開展生態敏感區濕地新污染物本底調查與監測。整合國家新污染物治理行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工程等重點工作，實施生態敏感區覆蓋水體、沉積物及生物基質的跨介質新污染物本底調查，摸清新污染物底數，掌握生態敏感區新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分布特征與危害效應。針對不同類型濕地，開展各類新污染物現狀評估，銜接《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2023年版）》，制定濕地敏感區補充名錄，納入國家重要濕地常規監測指標，強化監測方法和技術的標準化建設，構建“水—沉積物—生物”三維監測體系，重點加強候鳥遷徙通道、河口濕地等生態敏感區域的監測能力，有效應對濕地環境新污染物輸入隱蔽性難題。
二是構建生態敏感區濕地新污染物過程防控與風險評估體系。在傳統退化濕地生態修復基礎上，對于重點新污染物建立分級防控機制，特別是源頭強化新污染物輸入管控，實施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源頭淘汰限制使用，對于生態敏感區污水處理廠制定適合的新污染物排放標準。研發新型阻斷技術，過程阻斷新污染物食物鏈傳遞。對于重點污染區，實施“光催化—植物吸收—動物調控—微生物降解”四元協同的近自然生態修復技術。協同構建濕地珍稀物種毒性動態監測數據庫與旗艦物種生態安全閾值評估體系，開展新污染物生態健康風險評估，制定濕地重點保護物種的差異化保護方案，實現從被動應急治理向主動精準防控轉變。
三是健全生態敏感區濕地新污染物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機制。在現有生態環境部、自然資源部等部委協作基礎上，建立生態敏感區濕地新污染物的跨省域聯防聯控協調機制，開發集監測數據、科學研究、治理案例于一體的濕地新污染物智慧管理平臺，實現重點濕地數據實時共享。組建由環境科學、濕地生態等領域專家組成的高水平智庫團隊，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完善“企業自律—公眾監督—政府監管”的三維共治管理體系，通過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協調，加快形成現代濕地生態系統新污染物管控新格局。
作者單位：紀榮婷、張龍江，生態環境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程虎、李威、韓建剛，南京林業大學
